概念·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出场与展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5卷本)述评

202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5卷本)系对国内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与绿色左翼理论研究成果的前沿呈现与整体廓清。编者从三组深含张力的近似学术概念中选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作为自身理论主题,通过描述性、辨析性、建构性三种话语廓清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概貌,呈现其理论展布过程中时空逻辑、流派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连贯性与明晰性。作为一个在探索与发展中不断反照自身的理论集群,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将不断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启益。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是对西方生态思潮反思和质疑,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为基础,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探索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结果。与西方生态思潮撇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进而或者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奉行通过生态价值观和地方生态自治的生态政治战略,或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能,提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的生态政治战略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反生态”的命题,提出应当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变革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危机,并就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做了系统的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属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

生态学辩证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辩证法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解决人类世纪元迅速发展的生态危机,这取决于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资本主义进行辩证-生态批判的恢复、发展及统一,为创造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而进行革命斗争。生态学辩证法植根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旨在通过调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解决社会与自然新陈代谢中的生态裂痕问题,这种调和需要克服的不仅是自然的异化,而且是人类的自我异化。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曾产生矛盾和分歧,均给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批判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生态唯物主义在发展批判生态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生态危机将生态学辩证法的问题置于中心地位,生态学辩证法为以新的、革命性的方式统一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基础,这意味着必须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分裂,恢复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重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概念。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生态本体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经典性著述对“生态本体”意涵做了既唯物又辩证的概括,即同时坚持人与自然作为统一整体的自然生态的物质客观性和人类活动的主体实践性。当今世界异常复杂艰巨的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挑战和新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一概念议题提供了新的语境。其一,重思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问题可以进一步恢复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唯物辩证特征;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可以通过阐发“生态阈限”“生态实践”等一系列概念来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体系;其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及其构建可以更坚实地确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学理性支撑。

浅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提出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但在其具体建构中又难逃脱阶级局限性,致使其陷入乌托邦的困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充分汲取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新境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根本指引。

组织生态学视角下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路径探赜

组织生态学中关于组织生态位、制度环境和认知合法性的理论,为高职“马院”的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组织生态位尚未稳固、制度环境尚不成熟、认知合法性难题尚待破解是高职“马院”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高职“马院”应找准组织生态位,强化功能定位;完善机制建设,优化制度环境;提升认识合法性,固化类型特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双碳”目标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危机的根源出发,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性批判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的重要思想之一。关注和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其中积极合理的部分,对我国应对环境危机、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显性问题,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彰显人与自然的本真样态;资本主义制度悖谬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人类中心主义特质指证人与自然的最终走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回应了时代问题,超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从异化到复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的批判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传统。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异化消费为人在资本制造的虚假需要下对异化劳动的补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的批判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分析起点,探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异化消费的逻辑必然;以批判人的需求异化为逻辑中介,判明异化消费是一种异化的主体存在方式;以人的存在方式重构为价值旨归,指明微观层面在于价值观念革新、重建人的需要理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宏观层面在于社会结构变革、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兼具批判和重构的逻辑理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渊源、演进与限度探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新审视,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这一流派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精髓。从历史演进的轨迹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探索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到两者深度结合后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最终回归于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并实现了理论整体的多元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然而,由于该流派在某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抽象人道主义解释,且过分聚焦生态危机这一问题,加之其理想社会建构方案带有乌托邦色彩,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亦面临一定的局限与挑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进路及其现实启示

现代性批判是贯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主题之一。同传统西方绿色思潮诉诸伦理规制和思维方式的批判进路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资本批判为逻辑起点,围绕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及其内在发展逻辑,形成了从资本批判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到技术理性批判,从技术理性批判到异化价值观批判的逻辑进路,并彰显出“辩证性”“现实性”“共生性”的理论特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揭示了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同时表征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断裂的可能性,不仅为西方现代性批判内容扩充释放了新的理论能效,还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提供了新的启示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及当代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又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消费理论为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异化消费的系统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异化消费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解决路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对当代的启示是,要把好生产关口,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大环保教育力度,树立正确消费观念;积极倡导正确的生态文明价值观。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

针对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内在矛盾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深绿”思潮提出的放弃经济增长的后现代方案,也不赞同“浅绿”思潮主张的技术化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方案,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提出实现生态地发展需要在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是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所作的反思和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道路探索的结果,存在着如何落地的现实困境,但这不仅对于我们深化对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内在关联的理解,而且还对于我们反思现代社会的生态价值观、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的生态缺陷,增进对我国绿色发展观的理解和研究,彰显其对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思想的两条阐释路径及其理论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和瑞尼尔·格伦德曼在“控制自然”思想上呈现出两条不同的阐释路径:现代性批判的阐释路径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阐释路径。威廉·莱斯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阐释“控制自然”思想。他认为“控制自然”隐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危机,这表现在:控制自然的观念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实质是对人的控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人的工具。瑞尼尔·格伦德曼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阐释“控制自然”思想。他认为“控制自然”服务于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它表现在:人对自然的有效控制是人对自然“人道的占有”,“控制自然”与环境保护的统一在本质上是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统一,“控制自然”预先假定的目的是能否增进人类福祉与满足人类需要。威廉·莱斯和瑞尼尔·格伦德曼对“控制自然”思想的两条不同阐释路径,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理解,也给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理论上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生态帝国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领域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霸道蛮横,在政策议题、理论话语等层面构建起的霸权性或排斥性的话语体系、制度设计与主导力量。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成根源和剥削逻辑等方面展开了强烈的批判。当下,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着国际“碳政治”,“中国环境威胁论”则是其遏制中国的战略新变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消解生态帝国主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重塑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实现了对生态帝国主义的超越。

人类世生态危机与“地球系统治理”——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反思与回应

在人类世境遇下,面向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地球系统治理”的倡导者试图凭借新兴的社会技术力量,在不同治理规模上调节和把控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干预。尽管“地球系统治理”在全球制度建构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因其隐含的技术崇拜和威权主义倾向,未能对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根源展开分析,而无法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首选方案。对此,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出发回应“地球系统治理”,不仅可以补充对资本主义作为全球性生态危机驱动力的结构性批判,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治理方案。从当下来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中国方案,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旨在以对话、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在人类世境遇下实现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有效治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趋势及其理论不足

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趋势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研究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重要特征,指引我们看到这一思想流派也有其固有的理论困境和不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林业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现代林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力量,其发展理念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建构新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可持续自然观及生态理性的理论框架不谋而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为我国现代林业更好发挥生态文明建设主力军作用带来了深刻的启示。通过挖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现代林业发展的有机结合之处,从完善森林经营策略、促进森林生态价值实现、建立林业生态观等多个角度,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林业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有效启示,并从林业促进生态物质文明、生态精神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政治文明建设角度分析了林业发展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自然生态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我国自然生态条件的理性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的重要命题,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与实践遵循。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既是自然界的客观运动规律与有限承载能力的表征,也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性结果,而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破坏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导的经济无限增长逻辑,因此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不仅需要确立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也要求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努力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文明范式的历史性替代。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求以一种综合性方式应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更致力于促进生态可持续考量、现代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制度性融合,努力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为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提供了现实支撑与促动条件。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近年来,全球生态问题愈加凸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代表性学派。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学者,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经典文本构建起了自身的生态学理论体系。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我们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充分结合的基础上,还应当充分吸收外来优秀思想,将其运用于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中。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丰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同时还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