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

李大钊通过编辑出版报刊、发起和组织学会、课堂教学、开展演讲、发表文章等多种渠道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呈现出著述数量与内容质量相彰显、经济学说与唯物史观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他以出类拔萃的理论水平和付诸实践的非凡勇气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新格局,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理论体系的建立与传播——序马驰《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

马驰要我为他的新作《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作序，照例先要通读原稿，以便能够有针对性地写几句切题的话语。但在阅读过程中，有两个题外的问题却始终在我的脑际徘徊，挥之不去。既挥之不去，就不妨写将下来，算作序文。好在序文的写法向无定例，而且这些感想，是在阅读原稿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当不致离题太远罢。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美学思考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顺利推进,除了马克思主义顺应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外,也与其契合了传播美学的精髓密切相关。从美学角度顺应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分析,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研究视野,并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提供借鉴。

物质文化的历史表征: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中国的出版与流通(1912-1949年)

出版活动的物质性与特定社会的构成相互勾连,形成一定社会环境下文化形式的历史表征。本文从传播视角切入,探究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物质生产与流通过程,发掘国民政府文化专制与马克思主义物质性流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从时序性上看,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出版事业从建党早期系统化、组织化的趋向,经历短暂繁荣、持续低迷,最终逐渐辐射内地,散布全国。这些通俗读物经由公开、半公开或地下书籍流通网络,在逼仄空间里不断反拨。或出于趋利动机、或赖于人情关系,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与流通事业从未消煞,反能或隐或显地映照着中国革命具体而微的历史轨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观念史视角

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应积极借鉴和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观念史研究注重对构成学说基本要素的单元观念的生成与流变及其"历史语境"等内容的考察。运用观念史的思路和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众多观念在中国的起源、交锋、社会化和流变,对于破解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中的一些难题,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视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群建设之思——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视角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研究,在宏观层次上几乎已经穷尽了所有问题,要向前推进,就需要借用物理学的思维方法,向微观层次进军。微观层次研究是一个崭新领域,其中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又是主要阵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涉及到一个学科群,至少包括马克思学、列宁学、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系列考据解读、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逐步把这些学科建立起来,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群建设,也有助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群的建设。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三无”出版社——李达、王会悟夫妻与笔耕堂书店

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围剿”,李达、王会悟这对革命夫妻以其特有的方式,秘密创办并默默经营着一家名为“笔耕堂书店”的地下出版机构,苦心孤诣,学术报国,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本文以文献为依据,首先探讨了笔耕堂书店开办的时代背景,其次梳理了该书店的存废始末和图书出版情况,最后力图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高度,重新评价李达这一编辑出版工作的历史贡献。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译本考证及历史地位——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考察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理,批判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策略的重要著作。自1929年首个完整中译本问世,列宁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不断更迭,其译文也不断发展演变。《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翻译与传播提醒中国共产党重视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帮助澄清党内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误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为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提供了思想资源,推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评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思想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从事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过程中落地、生根，不断发挥对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共党史研究的要目。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倾注了较大精力，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史，可以窥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薄弱，尤其缺乏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专著。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就表达了如上的遗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评介

田子渝、蔡丽、徐方平、李良明教授的新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以下简称《传播史》）已由学习出版社出版该著经过同行专家严格评审，被选入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代表了当前我国中共创建史与早期传播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历史的倾诉与积淀——读马驰《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长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自然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备了一些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在欧美、苏联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特征，它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可谓是一场艰难的革命。马驰是一名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在写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之后，又出版了《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史，构成了一张巨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的画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历史回归——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研究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关注的热点，最近学习出版社出版的田子渝教授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全书近55万字，以下简称《传播史》），是该领域研究取得里程碑意义的标志。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情况的全景式扫描，客观、公正地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以本来面目。

韩国学者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述评——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过程与特点

介绍韩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状况,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韩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叙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外部内部条件、曲折过程以及中国特点。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可分为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外部条件是巴黎和会与俄国十月革命,内部条件是新文化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其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分为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而进行的一些争论;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是实践性、主动性、必然性以及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的深远历史意义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以及大量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和专题文集,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大国;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与经典作家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民族的科学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近代以来乃至数千年文明史上最深刻的变化。在新征程上,赓续马克思主义伟大精神,弘扬传播真理的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中的一个问题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全国报刊先后发表了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报道和文章。有些还着重评介了十月革命乃至辛亥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情况,说明了中国人民最早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学说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以往常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论断是否正确?是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

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

《新青年》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之一,而复刊后的《晨报》,特别是改良以后的《晨报副刊》则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李大钊在《晨报》所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正是通过他的杰出工作,《晨报》从1918年12月1日复刊第一天开始,特别是从次年2月7日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其作用与《新青年》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复刊以后的《晨报》紧密配合《新青年》,在《晨报副刊》开始有组织、有系统地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正是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的带动下,《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和稍后的《京报》等迅速跟进,先后辟出专栏专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提出的"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史上的新贡献——访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

去年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正式出版发行，这对于如何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为了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该文集编译和修订情况，我们采访了文集编审委员会副主编，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研究员。

经典文献阅读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阅读和阐释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视角考察经典文献阅读史,借鉴阅读史研究理论范式,通过审思“某人在某种时空环境中读了某书”以及“为何读、如何读并产生何种影响”两个不同层面的阅读问题,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程的多维面相。从经典文献阅读史维度展开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的空间,启迪新时代经典文献的阅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述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出版多部专著，发表大量的论文。本文以时问为坐标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进展，大致分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50年代至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新世纪以来几个阶段。

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地回顾与思考它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有着历史与现实的重大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从传入之初就显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和具体的实践精神,其理论来源具有间接性。毛泽东是真正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得以空前传播与发展,同时也存在着忽视和否定艺术超越一定政治、经济条件限制的文化意义的弊端。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研究摆脱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模式的束缚,开始走向多元多样化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充满差异甚至矛盾,是一场艰难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