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再的气节争议与《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

李氏朝鲜史学家围绕《牛山答问》展开的对高丽士人吉再的气节争议,因“辛朝”问题,牵涉到《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这一辩论表现为两种史学观念的交锋,即认同官修史书的人与反对官方叙事者的争论。追溯“辛王之辨”的形成可知,它是政权鼎革的产物,是以权臣李成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利用宫廷伦理危机,在高丽末期发起的一场禑、昌二王为“异姓”之王的舆论斗争,并最终形成《高丽史》的官方叙事。客观认识“辛王之辨”,对把握高丽末期士人的言行出处具有重要意义。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与中华传统史学

《高丽史》是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后,由官方主持纂修的一部纪传体正史。这部官修史书以汉文字仿中华传统史学正史体例纂修,记述高丽王朝四百七十五年的历史进程,对高丽诸王事迹及王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载录颇详,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无论修史模式、体例编排、撰作主旨,还是参修者的历史观念、著史原则,无不深受中华传统史学影响。《高丽史》纂修展现了十四、十五世纪朝鲜史学与中华传统史学之关联。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高丽史》对女真的称谓及其与高丽的关系

《高丽史》中对女真称谓的记载从"黑水蕃众"、"黑水"部人、"北蕃"、"东蕃"、"东北蕃"、"西蕃"、"西北蕃"到"东女真"、"鸭绿江外女真"、"西北界女真"、"东北女真"、"西女真",可以看出史料对女真称谓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方位的变化,二是由"蕃"到"女真"的变化。这种称谓变化的背后一方面吻合了高丽向北开疆拓土的两个方向(西北,东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丽对女真政策的变化。在北拓过程中,高丽与女真争战不断,但同时高丽与女真的和平交往也一直存在着。

《高麗史》所見遼朝出使高麗使者類型及派遣

目前學界對遼麗關係的研究,多集中在遼朝與高麗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上,而對於遣使問題並没有比較翔實的研究。研究遼朝與高麗間的使者往來,不僅能够幫助我們加深對遼麗間政治互動的理解,全面掌握遼麗關係的演變脈絡和規律,同時對處理當下國際關係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本文中,筆者不揣淺陋,通過對《高麗史》中所載遼朝使者出使高麗進行研究,擬依據出使目的和頻率,將遼朝使者分爲常使和泛使兩類,並詳細考察遼朝出使高麗的使者類型及其派遣等問題,在此基礎上從遣使的角度考察遼朝與高麗間的封貢關係,凸顯使者在中朝關係史中所起的作用,以期爲中朝關係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编纂体例、内容与史学思想之比较

《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均为朝鲜王朝初期春秋馆仿中国传统史书体例主持编纂的官修史书,分别以纪传体与编年体的体例,记述了高丽王朝的治乱兴衰与典章文物,是研究探讨高丽王朝及10至14世纪中朝、日朝关系乃至东亚区域史之珍贵史料。《高丽史节要》虽名为"节要",实则为对《高丽史》的重要补充,在编撰体例、内容及史学思想等方面与《高丽史》相得益彰。但是,以高丽国王为中心与以高丽士大夫为中心的叙述体例是两书编纂思想的最大不同,从而侧面反映了朝鲜王朝初期"王权"与"臣权"间的政治博弈。

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高麗史》考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有《高麗史》一部,稱據"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明景泰二年(1451)朝鮮活字本"影印[1]。學界於此印本,多有徵引。然而所謂的"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恐怕並不存在,由於《高麗史》書前附有景泰二年《進高麗史箋》,故而導致一部分人誤以爲此書刊行於該年。早在清朝康熙年間,就已有人産生此種誤解。明末清初人朱彝尊在《曝書亭集·書〈高麗史〉後》稱"《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録》二卷,合計一百三十九卷。國人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三十二人編纂.

略论《元史》在朝鲜王朝的影响

明官修《元史》东传至朝鲜王朝,不仅成为明、鲜两国“宗藩体系”正式确立的重要象征,且朝鲜君臣大多自觉从中获取资治之道和理政经验。《元史》客观上对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反观朝鲜王朝对《元史》“受容”和“回应”的“过程”,有助于对中国典籍在朝鲜半岛传播的方式获得相对深入的理解。

《高丽史》版本源流与编纂体例考

《高丽史》为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记载10-14世纪高丽王朝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社会、文化的纪传体史书,其历经五次修纂,先后有甲寅字本、乙亥字本和木刻本以及手抄本,但存世不多,流传不广。现存最早的《高丽史》版本,为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乙亥字铜铸字本,然已残缺不全。其所藏太白山史库本等和韩国东亚大学收藏的《高丽史》,则是以乙亥字本为蓝本雕版印刷的木刻本,并非活字本,但为现存较早的全本和善本。英国剑桥大学收藏的《高丽史》是流布海外抄本中唯一的全本。

《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的汉语研究资料

《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等韩国史部文献中蕴藏着丰富的汉语研究资料,文章从"白话资料"、"有关汉语教学的资料"和"其他有关汉语汉字的资料"三个方面举例作了介绍。"白话资料"部分列举了6段文献,讨论了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认为这些资料是口语的实录,而非"转写"或"翻译";元代的"汉儿言语"明初仍在沿用,而且范围可能不限于狭义的北方地区。"有关汉语教学的资料"部分分类列举了关于明清时期"官话"的记载和关于学习汉语的记载,《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对汉语称呼的记载反映了从"汉儿言语"到"汉语"再到"官话"的变化过程。"其他有关汉语汉字的资料"部分以"元-原"的字形更替为例作了说明,认为明代把"元来"等的"元"写作"原",主要是因为避朱元璋的名讳,跟嫌恨元朝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高丽史·乐志》“新乐”“唐乐”论析

《高丽史·乐志》中关于"新乐""唐乐"的看法,各持一端,颇多混乱。众多资料表明,"新乐"与"大晟乐"不同,指的是"新燕乐";而"唐乐"的性质较为复杂,以下几点需要辨明:其一,《高丽史·乐志·唐乐》所载宋词与"大晟乐"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其二,《高丽史·乐志》中"唐乐"所载宋词是在较长的时间内通过多种方式输入高丽朝的;其三,《高丽史·乐志》中的"唐乐"乃"杂用"之乐。

《高丽史·乐志》“唐乐”传入时间考

《高丽史.乐志》中的“唐乐”,含有大量北宋年间的曲词,清代以来,一直是词曲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之一。但对其由宋传入高丽的时间,学者们基本同意它大致是宋徽宗年间所赐大晟乐。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则进一步考证了唐乐的确切传入年代,认为应为政和七年二月,该结论在目前学术界尚未见论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又简单论述了该结论的确立对大晟词研究的重大意义。

《高丽史·乐志》所载宋赐“新乐”及词曲考辨

《高丽史·乐志》所载宋赐“新乐”、词曲作品及其相关史料等,历来争议颇多。今考得徽宗赐高丽“新乐”凡三次,政和四年(1114)六月前所赐为大晟燕乐,政和六年(1116)六月前及次年二月所赐均为大晟雅乐。学界有关政和四年(1114)六月前所赐为雅乐及政和七年(1117)二月所赐为燕乐的说法均不准确。又据相关史实,考得《高丽史·乐志》所载词曲,实为高丽史官汇前代词曲为一编,既非“大晟府撰乐谱辞”,更非“大晟府习用的一种简式歌谱”。其传入高丽的时间,也非完全在“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而是在神宗熙丰年间(1068-1085)、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三个重要阶段。

试论《高丽史》编纂背后朝鲜王朝的国家意识

《高丽史》作为朝鲜王朝时期编修的一部优秀的官修纪传体断代史，经过了近六十年的编撰最终成书。朝鲜王朝编修 前朝历史的这一行为，以及《高丽史》的一些记载中可以体现出朝鲜王朝的国家意识：政治上要确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文化上 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抑佛崇儒，宣扬儒家思想。

周佇移居高丽考

目前学界对于朝鲜半岛古代华侨史的个案研究非常缺乏,周佇作为早期移居高丽的中国海外移民先驱,其典型意义自然不言自明。但多部论著在举证周佇其人时,往往因未辨析原始资料而产生一些分歧或讹误,亟待厘清。同时,周佇在高丽积极参与稳定政局、编修国史、建立外交、改定科举等一系列政治文教活动,亦需要加以梳理以还原和保存中韩古代友好往来的明证。

蒲鲜万奴政权国号刍议

“东真”与“大真”同不蒲鲜万奴政权的前朝国号。元明时代朝鲜人对自身文化及其与周边的民族关系的认识是《高丽史》中不称蒲鲜万奴政权的国号为“东夏”而代之以“东真”的深层原因。

元初诸王昔里吉的最终结局

诸王昔里吉是元初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的最终结局,《史集》中只描述他被流放到一个岛上,没有记载这座岛的位置和流放的具体时间.本文根据《高丽史》的相关记载,考证至元二十六年(1289)被流放到高丽人物岛的石列纥,应即昔里吉.

《史记》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

司马迁《史记》是朝鲜儒士喜读的史著,也是其科举的重要内容和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史书,在朝鲜王朝政治与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士人肯定《史记》对纪传体的开创之功,并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而朝鲜二大正史《三国史记》与《高丽史》是效法《史记》之作,编纂意图和体例上依从以《史记》为准的中国纪传体史书。即便在编年体等其他史书中,也能见到《史记》的影响,或补《史记》之阙,或与其论难,或效仿《史记》中的某种体裁。可见,《史记》对朝鲜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

宋、高丽宫廷音乐文化交流

高丽时期是接受中国音乐和乐器的繁荣时期,而且这些音乐和乐器在高丽宫廷中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高丽初期已经接受了宋朝的宫廷俗乐和词乐以及宫廷乐舞,此时期除了接受这些歌舞乐类型的宫廷音乐以外,还得到了宋宫廷乐师的指导。到12世纪初,由于政治原因高丽被接受了宋朝的宫廷雅乐。睿宗以后,由于高丽宫廷发生混乱,失去了很多的宫廷乐器和音乐。本文探讨10世纪到14世纪从中国传到高丽的宫廷雅乐和俗乐的音乐交流活动。

韩国唐乐器概述——以《高丽史·乐志》和《乐学轨范》为例

韩国古乐器的分类、特征和用处等根据时代的不同,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本文仅以《高丽史·乐志》和《乐学轨范》中所记载的唐乐器为例,考察韩国古乐器的变迁、特征、用处及其他内容。这两本书虽然没有提到古代到近代间中日韩在歌舞乐上的交流,但它们一本是史记,另一本是历史十分悠久的音乐学术书籍,可以说这些记录的历史价值以及音乐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