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

对佛教与佛教思想的研究当然是要通过对佛经的研究来进行.佛经又以大藏经为中心.大藏经在北宋以前一直以写本大藏经的形式流传,到了北宋开宝年间才出现了刊本大藏经.之后大藏经虽然在中国一直被发行,但是现在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已寥寥无几.而像《开宝藏》这样的北宋时期的大藏经更是几乎已经消失,只有少数残卷流落各处.但是在韩国既然连以《开宝藏》为祖本发行的高丽《新雕大藏经》的板木都被保存了下来,可见对佛教界的贡献巨大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最近还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

日本学者发现一批《高丽藏》初刻本

《高丽大藏经》,亦称《高丽藏》或《丽藏》,系朝鲜高丽王朝显宗二年(1011)以我国宋代蜀版《藏经》为底本开始雕印,至文宗末年(1082)完成(一说是公元1010—1031年间雕印的).全藏共五千九百二十四卷.高丽显宗时代,曾先后三次雕印大藏经,即上述初刻本大藏经与续藏经及再刻大藏经.《高丽大藏经》初刻本,迄今仅知日本南禅寺正因庵藏有《佛说佛名经》等七种及南朝鲜所存三卷。

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汉文大藏经交流

汉文大藏经是中国与朝鲜半岛间佛教交流和图书出版交流的重大项目,有着典型意义。10—14世纪,中国刻本汉文大藏经流播朝鲜半岛前后分19次,传去20几藏,或由赐送,或为购买,是当时"贡赐贸易"的生动反映。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佛教、出版交流,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中国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发展,《高丽藏》的三次雕印,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这种交流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只是中国向朝鲜半岛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循环往复、各擅其能、相互促进。

辽行均《龙龛手镜》杂考

<龙龛手镜>四卷,为辽代僧行均撰集.该书收录内典、外典中之俗字、异字,并广引宋代以前之内、外字书加以训解,为辽代重要之字学著作.

《玄应音义》碛砂藏系改动原文文字情况考察

就碛砂藏系改动原书文字的情况考察《玄应音义》碛砂藏、高丽藏二系的异同,其改动原书文字的情况可归为三种:根据时音改动释文切语;不明底本之误而以意妄改;据字书删改玄应训释失当之处。充分认识碛砂藏系这些改动的性质,把握其改动的大致规律,不但能让我们对其版本系统特点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能正确指导《玄应音义》校勘整理工作。

赵城金藏本《玄应音义》版本研究——兼谈《金藏》的补雕依据和大藏经的流传

赵城金藏本《玄应音义》,原版、补板相间,呈现了元初补雕《金藏》的一些细节,反映出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有版本学、校勘学和史学研究价值,而学界关注较少。将其与高丽藏初雕本、再雕本比勘,发现三者虽同出一源一—开宝藏本,但是细节上仍有不少差异。初雕本忠实于底本,赵城本原版与初雕本高度一致。再雕本和赵城本补板叶则修订略多,且二者增补内容一致,有共同的修订依据一一契丹藏本,这为理清《金藏》的补雕依据提供了可靠例证。赵城本的补板多在局部,总体面貌变化不大;再雕本则据原有版式重新写刻。通过比勘,厘清了《玄应音义》早期刻本之间的源流、递修关系,还可对宋元时期中国北方汉文大藏经的流传、递修做新的探讨。

日本金刚寺本《玄应音义》的误字与异体字

文章选取了一部分笔写本的日本金刚寺本《玄应音义》的非正字,将它们与《初雕本高丽大藏经》和敦煌写本进行比较,揭示出它们是误字还是异体字。研究结果如下:倘若字形反复使用,致使约定俗成,或者由于各种理由,存在故意写成其他字形的可能性,也可视为异体字。反之,仅仅是单纯地写成了截然不同的字形,应将其视为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