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OECD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话语透视——基于 IMHE 主办期刊《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刊文的可视化分析

文章以 OECD开展的“高等教育机构管理”项目(IMHE)主办期刊《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收录 文章为研究对象,利用可视化分析工具与文献计量等方法,客观地绘制了 OECD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知识图 谱。研究发现,整体环境和趋势、机构管理与改革、机构与区域发展关系、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等四类问 题构成了政策研究的话语内容。同时,呈现出国别分布广、质量改革热、权利研究视点多元化等内容特 征,以及作者群较为集中化等作者特征。综上,研究遵循着回应国际社会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为本”的诉 求、推行新公共管理理论、重构高等教育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逻辑。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分析与优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于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由于协同发展通过三地政府主导,实现了一些资源共享与交流,但面临着协同政策缺位和衔接不畅、体制机制掣肘与发展路径不明确,合作成效明显滞后于其他领域,对区域服务支撑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回溯十多年来的政策实践,探索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优化依据、优化方向及政策优化路径,为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执行,提供保障和决策依据。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变革探究

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变革和发展。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教育开始进入智慧教育阶段。智慧教育包括相互融通的学习场景、灵活多元的学习方式和富有弹性的组织管理,是数字化时代教育的新形态。若要有效推进智慧教育,必须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的转型变革。智慧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要创新教育管理观念,重视数字思维、适需服务和人机协同;拓展教育管理内涵,重视数据治理、环境再造和制度设计;完善教育管理的组织结构,不仅要创建矩阵型组织结构,还要将项目组作为新的治理单元,并建立数字化管理机构。

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是否促进了高等教育“提质增效”——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信息化是我国教育信息化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创新力量,是教育信息化出经验、出典型、出成绩的重要领域。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效果关系着其政策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影响着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能否推动高等教育“提质增效”。基于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双重差分法,可以探寻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与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对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提高有促进效应,但是政策网络结构因素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中介效应呈现复杂变化。因此,增强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效果,就要从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网络生态,加强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网络行动者互动,发挥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网络执行主体角色作用等方面着力。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国际演进——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全球高等教育正加速迈向普及化,这一趋势为各国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带来新的挑战。立足可持续发展视角,对高等教育公平政策较成熟的先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相比大众化时期,普及化阶段的各国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在政策目标、价值导向、公平原则、参与主体、招生政策、资助政策以及策略手段上均有相似的转型趋势,但在具体路径的选择上各国则根据本国实际发展和人民需求做出多样化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多年来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持着较高程度的契合,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但在保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稳定性、保障资金的分配公平、提高高等教育服务的个性化与精细化、推动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公平等方面可以更好地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在普及化阶段的可持续演进。

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面临的挑战与反思

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历经两次扩容,在“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基础上,新增“其他落后群体”和“经济弱势群体”。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并未有效改善种姓制度的根本问题,也未能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不同落后群体之间分化明显,但不断攀升的入学率和增长率掩盖了阶层分化,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印度种姓制度根深蒂固,惯性极强,对印度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和政策走向产生深远影响。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亟须深化公平内涵,破除种姓壁垒,精准识别目标群体,调整政策导向,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印度社会发展。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

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政策历经“留学生全费计划”和“首相倡议计划”两大关键节点,实现了从单一文化来源到多元文化来源、从政治外交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再到国家战略主导型的阶段转变。其变迁受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等深层结构因素影响,既以应对国内外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变化、满足国际学生的留学需求为动力机制,也在路径依赖方面表现出利益国家化的认知性锁定特点。

中国省域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的审视与优化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是深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由之路。以中国省域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应用内容分析方法,分别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个方面对政策内容进行分析,将政策的典型特征提炼为:政策文本体例相似且均为联合发文、权力下放呈现一定梯度且强调试点先行、政策推进强化机制创新及营造良好环境。提出了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形成政策协同效应、强化政策执行合力等优化对策。

高等教育科教融合育人政策分析与思考

文章以我国科教融合育人政策分析为研究对象,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国家和各省制定并出台的科教融合育人政策进行分析。通过对政府制定的众多科教融合政策文件的分析发现,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政策体系缺乏教学和科研评价机制的平衡,其导致高校过于侧重科研而忽视了教学。政策中亦存在功能耦合政策和自愿性政策方面的不足,限制了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更深层次的合作与融合。基于此,文章为科教融合政策提出完善和优化建议,在教学和科研评价方面,以推动更深层次的合作,提高创新能力。政策应更加注重自愿性和沟通性,以激发知识创新体系的活力,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广东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演变与发展模式创新

“十一五”以来,广东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经历了以技术过程为核心层次、增加组织管理核心层次以及开始关注外部关系为核心层次的国际化活动阶段。单一维度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国际化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应构建技术过程层次的质量体系、完善组织管理层次的支持机制以及搭建外部关系层次的枢纽门户的三维动态交互发展模式。

行政管理人员: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可忽视的群体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范式向“在地国际化”“全面国际化”转型的背景下,行政管理人员正承担着日益关键的角色,且日益进入国外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视野。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变化相适应,一些提升行政管理人员国际化水平的举措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较多关注,包括国际招聘、流动项目、合作互访、在地培训等。但目前我国政府和高校都尚未充分重视这一议题,实践中行政管理人员国际化培训存在机会差异大、理念培训薄弱、或然性强、尚未形成制度等特点,从而给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提升带来了一定障碍。建议我国在政策导向、培训方式、国际招聘等方面加强改革力度,同时把行政管理人员视为与学术员工具有同等价值的合作伙伴,保证他们的决策参与权及国际化战略的知情权。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变革的措施

在数字时代,面对人工智能,教育是最基本的力量。人类的教育发展到了智能教育的地步,这是一种必然。以智能教育育人,全面开发人的潜力,由知识型教育向智慧型教育转变,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如何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有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以及怎样运用现代手段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是高校在数字环境下不断提高管理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高校管理人员应与时俱进,开拓视野,开拓思路,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要,从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十四五”时期我国省域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分析与优化

国家及区域层面的政策文件是引导规范民办高等教育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依据。文章以质性研究方法对29个省域公布的教育事业规划中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内容进行分析,建立起政策内容、政策工具以及省域的三维框架以分析政策导向。研究发现:省域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内容集中于办学条件、运行机制、党的建设、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五个节点,强制型政策工具在文本中使用率最高,省域层面上广东、河南、浙江诸省政策供给较多且呈现出差异化,陕西、广西、安徽诸省则政策辐射性较强。在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中存在政策工具使用频次不一且适配性不足,政策内容忽视内涵建设,省域间政策相关性弱等问题,未来需要多元化合理利用政策工具,进一步聚焦内涵建设,强化政策互通互联。

以高等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线索与现实路径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在畅通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的良性循环中,能够推动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资料技术含量提升和劳动对象范围扩大,以直接升级生产力要素和间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方式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高等教育政策脉络暗含了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强大的现实共性,应适时将办学建校的小逻辑与为国利民的大逻辑相结合。处在社会有机体中的高等教育,必须加快面向现实的改革步伐,在学科专业、经济产业和劳动就业共构的“三业一体”中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建议高等教育围绕经济基础的新变化进行改革,加快区域导向的学科专业布局优化,探索产教融合、以产业办学为主的新型高校形态,建设国家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对接数据库。

近20年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分析及优化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

近20年以来在政府的主导下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为考察其政策的结构特征,文章基于政策工具理论的视角,筛选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文本31份,建构政策工具与体系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并对这些政策文本进行编码与分析。分析结果认为,政策工具与体系要素匹配性不足等原因削弱了政策工具的使用效度。建议协调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合理规划政策内容的布局结构,优化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要素的二维匹配,以均衡成本与收益为导向,依据实际情况创新使用政策工具。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内涵、历史演进及政策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三教”协同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政策涉及概念范畴及实践领域很广,其政策内涵和政策指向需要进行精准的定位才能使协同创新路径真正得以落实。通过分析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边界和交叉,明确了“三教”协同政策内涵基础;进一步梳理了历史上三个时期“三教”协同政策的演进脉络,并结合新时期对“三教”协同的新要求,提出当前“三教”协同政策的三个具体指向:解决迫切问题,畅通人才成长通道;实现优势互补,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体制机制,探索资源共建共享。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政策效应评估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旨在解决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然而,目前多数相关研究仍然集中于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构建计量模型评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其一,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的省属地方高校的科研课题立项数提高了13.40%,科研成果产出提高了14.80%,科研成果获奖提高了28%。其二,随着“中西部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的相继实施,中西部省域高等教育的专利授权转让数提高了22.1%,并通过科研成果转化参与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中西部省域高职称教师规模增量获得了5.50%的纯政策效应,充实了师资队伍的骨干力量,但青年教师却没有得到有效补充。展望未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重心应放在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省域自足能力的培育上,并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提供空间。

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视角下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改革动向分析

印度尼西亚的高等教育发展面临外部环境和内部矛盾的双重挑战,为此开启了以“独立校园”政策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赋予大学开设新课程计划的自主权、规范高等教育机构认证体系、降低公立大学变更为法人实体的行政要求、扩展校内外多样态的学习空间。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多主体协调联动、以阶段化和项目化为实施策略、以培养批判性思维为价值取向、以过程性评价为评价机制等特点。基于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分析此次改革的成效,不够清晰一致的信息沟通影响政策实施效果;资源配置机制不足制约了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政策执行者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观念冲突;组织结构与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导致新的教育不公。审视“独立校园”政策在实施中存在的各种挑战,可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带来一定的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实施的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产教融合是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驱动力,也是高校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环节。对政策文本分析后发现,当前我国产教融合政策实施存在政策本身的内容与形式有所欠缺、执行机构之间配合不协调、目标群体中企业参与度低、校企合作深度与广度不足、环境对政策执行的支撑性不强等问题。为此,应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完善配套政策;采取措施调动企业及社会相关组织的积极性,引导高校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以进一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实施。

高等教育科技创新政策的激励要素、演变特征与优化路径

文章基于“激励要素-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运用Nvivo 12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176份高等教育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政策文本呈现出如下演变特征:政策目标从效率优先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政策工具从命令规制逐步转向多元协同,制度环境从政治逻辑逐步转向多重逻辑并重。针对政策内容蕴含的内在激励要素不足、传统政策工具的行政化倾向严重以及“学术锦标赛”制度导致创新抑制风险凸显等问题,研究从强化政策服务功能、发挥前瞻引领作用、营造创新文化氛围等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