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臣视野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历史地位——兼及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的反思

四库馆臣的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于纯粹的古典语境,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为我们反思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视角。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当下的研究语境中享有盛誉,却难以契合馆臣的文学趣味,因而在以馆臣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眼中历史地位并不高,更不会被视为“自觉”的象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外来文明之长,以促使古今话语对接。

魏晋南北朝时期“移文”文学性研究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移文,是用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平行文,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呈现出不同于先秦两汉的实用性、政治功用和唐宋之后的规范性,而是兼具实用性和文学性,大多数学者对其文学性很少深入全面探究,本文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坛环境和文体独立等因素,重点分析了移文文体骈散结合、独特的修辞和表现手法、个人意志的增强、独特的行文特色等文学性特征。

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及文学意义

魏晋以来,汉地僧侣多西行佛国求经巡礼,僧人行记应运而生。支僧载《外国事》等著作十种即先后别行于世。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主要体现在写景之简练传神、状物之精致细腻、叙人之真切传情、记事之神秘有验等4个方面,藉此昭示了作为文学文本的内涵、价值以及张力。其文学意义则集中表现为:彰显叙事文学成就并拓展了传统传记空间,丰富山水游记创作并开阔了眼界和视野,作为民族文学文本而呈现出了某种价值功能,对后来僧人行记和相关叙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刘歆《七略》设立《诗赋略》，首创文学目录；晋宋“文章志”兴盛，标志文学专科目录的产生；阮孝绪《文集录》分别集、总集等子目著录文学文献，开启古代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集部”，在目录学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基本特色。

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的互渗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呈现出内在的联系与互渗的特点。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形成了以道来宗率文学与艺术在内的精神活动的思想体系。魏晋以来,这种传统得到延续,同时又促成了文学与艺术相对独立的地位,审美精神获得解放与自由。汉末以来的士人大多文学与艺术兼通,表现为一种通才达人的特点,不同于两汉的儒生。对于文学艺术的批评立足于兼通的视野和方法。这些传统值得今人借鉴。

魏晋南北朝文学表现家族观念的情感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作家多出于世家大族 ,这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家族观念。家族观念是魏晋南北朝诗文作品表现的一种常见主题 ,但这一主题所呈现出来的情感色彩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纵观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 ,我们可以将家族观念所表现的情感概括为几种模式 ,一是寄托式 ,二是追忆式 。

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进行着文学的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

论魏晋南北朝元范畴“象”的理论推进与文学实践

魏晋南北朝是"象"范畴实现从哲学范畴向美学和文论范畴转化的重要时期。陆机将玄学思潮中的言象意引入文艺学领域,从构思角度阐发三者之关联,触及到形象思维问题;而刘勰则鲜明提出"意象"观并与"物象"相区别,赋予"象"审美化品味,其"隐秀"说为"象"做出全新的界说;钟嵘以"滋味"、"直寻"论诗,要求诗人构象"即目会心",并娴熟地以"意象"从事批评。此阶段山水、田园诗中的"兴感"以及创作中情与景的结合,均是对"象"的文学实践,这为批评家进行理论总结,提出范畴术语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现状与思考

家族文化研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以及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自20世纪初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当前的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个案研究较多而整体研究不多,历史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结合着近年来新出土文献和新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的介入,这一课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之差异性

百年中国宗教文学研究大致涵盖了宗教文学、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三大领域。其中,备受学者关注的是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而宗教文学尤其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严重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宗教文学的体认。有鉴于此,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在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邀请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撰写12卷24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这部《中国宗教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清理包括道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在内的宗教徒的文学创作通史,也是国内第一部兼含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西南少数民族语种在内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经过5年的酝酿,在清理文献的基础上,课题组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主要内容、写作体例等展开了认真思考,现发表一组笔谈,恳请各位学界前辈、同道多提宝贵意见。

魏晋南北朝绘画题材的文学化——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绘画关系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除延续了上古传说和历史故事题材之外,还兴起了佛教故事题材和纯文学作品题材。人物故事画借用了上古传说、历史故事和佛教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和场景等,并使之更为具体形象、生动有趣,使故事的文学性和所寓示的教义更为显明。这一时期,画家以诗、赋、箴、颂等纯文学作品为题材作画已渐成风气,绘画与文学作品既紧密联系又相互补充,在流传上互相促进。魏晋南北朝绘画题材文学化的趋势,为中国文人画的产生、诗画的交融提供了条件,在绘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经学到文学——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角度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 ,传统的《诗经》研究受到时代变化的影响开始由经学向文学转变。本文研究了这一时期《诗经》研究角度转变的具体现象 。

魏晋南北朝图书传播与文学发展关系探讨

一方面,图书传播对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文学繁荣又推动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与传播。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传播的特征、图书传播的主要方式以及图书传播对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三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图书传播与文学发展关系进行了探讨。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佛经翻译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学

佛经翻译与文学影响关系分为佛经翻译文学与佛经翻译影响文学两种。文章主要研究后者。从影响结果上来看,它又可分为民间文学影响与作家文学影响两种。民间文学影响有民间讲唱和民间道教文学。作家文学影响则有小说、散文、诗歌等三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

从书写内容看魏晋南北朝书法与文学的交融

书法家有意识的以自作的诗文或他人的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对象,创作供人们欣赏的书法作品,是书法与文学自觉交融的表现方式之一。这一现象是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它一方面表明此时文人已将“写字”看作是一种脱离实用的审美活动,另一方面表明文学对书法具有很强的影响和渗透力。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而产生的书法作品,已不再是一件单纯的书法作品,而是一种书法和文学艺术融合为一的共同体,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书法创作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从而与文学相互交融的现象,在书法发展史以及整个艺术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家族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的膨胀 ,导致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家族性特点。河南是士族较为集中的地区 ,浓厚的门第观念及推崇个性才情的时代风尚 ,促成士族对文化的垄断。特别是东晋以来河南士族大批南迁 ,侨居的身份及以后寒庶力量的崛起 ,使文学的家族性特点得到加强。这不仅体现在文学之士累世而出 ,而且还表现为创作上的共性特征 ,以至于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文学集团。

从《文心雕龙》中所涉及文学家族看魏晋南北朝的家族教育

《文心雕龙》中涉及众多文学家族的现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盛况的一个反映,当时的家族教育具有家学兴盛、家训流行两大特点;世家大族巩固门第的需要、儒学的式微和官学的衰落以及选官制度等社会历史原因对家族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众多文学家族中,陈郡谢氏家族的家族教育和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其家族成员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