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增改2005年版《鲁迅全集》有关敬隐渔注释的建言

敬隐渔及其相关内容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出现的情况为:日记12次、书信3次、作品1次。其注释情况为:对书信、作品中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注释,日记只注释了1926年2月20日的内容,并在第17卷第228—229页对敬隐渔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已有的5条注释和介绍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另外还有8则可以注释的日记内容没有注释。在重新修订出版《鲁迅全集》时,建议修改错误的注释、介绍并补充8则日记内容的注释。通过这些注释,不但有助于人们正确、完整地理解鲁迅的相关文字,而且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一封信的问题”及敬隐渔的相关情况有所了解。在了解敬隐渔的相关情况后,或许激起人们对这位创造社“中坚分子”“文研会准会员”“天才”进行研究的兴趣。

《鲁迅全集》中的《中国小说史略》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收录于迄今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全集》之中,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该书的文本进行了相异的处理,体现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之上。相对于鲁迅的创作、翻译、书信和日记,《中国小说史略》在编辑过程中较少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围绕该书的编校注释,仍彰显出当代中国出版史的若干问题。各版本《鲁迅全集》对《中国小说史略》文本的不同处理,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的历史变迁。

《鲁迅全集》注释修订刍议

《鲁迅全集》注释本已出三版,注释质量逐次提高,但仍未臻完善。现新版出版已被提上日程。在新的注释修订方面,应提出最高标准,向定本目标努力。2005年版注释存在一些问题,如引文错误、事实叙述和知识介绍不准确、观点偏差、褒贬失当、文字讹误等。修订工作须从复核引文、重审内容、修改文字三方面着手。

《鲁迅全集》误注唐人名讳二则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005年两版《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据手稿收入了6篇鲁迅校录、考证古代碑志的文字,篇末附有相关人物、典籍和事件的注释。笔者研读发现,其间两条涉及唐代人名的出注存在显误(1981年版第51、69页,2005年版第61、83页),现略加考述,以期《全集》再版时予以修正。

2005年版《鲁迅全集》校勘三例

近年来,随着史料整理的发展,有关鲁迅手稿的研究不断深入,以手稿为校勘原本,对鲁迅创作及其思想作出新的探研和发现,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值得重视。本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5卷本《鲁迅手稿丛编》①(以下简称《手稿》)为原本,通过对比初刊本、初版本与鲁迅亲自校勘过《鲁迅自选集》(天马书店1933年版),以及不同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1938年、1958年、1973年、1981年),校勘目前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发现了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三处差异,在此分类说明,以资再版参照订正。

《鲁迅全集》中的“长谷川如是闲”及相关注释辨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分别对“长谷川如是闲”及相关内容作了注释。本文对不同版本“长谷川如是闲”及相关内容《猫·狗·人》“盗泉”“犬·猫·人間”等注释进行比对与辨析,发掘作为注释主要参考依据的材源,为鲁迅与长谷川如是闲的关系研究提供文献基础,同时,针对注文内容的不当之处提出修订建议,以期为新版《鲁迅全集》修订提供线索。

两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变迁与作家的重评——以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为例

《鲁迅全集》人物注释受政治运动影响最为明显,但在政治运动之外,学术研究是否也影响到人物注释的评价?如何体现 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注释的变迁显示出,学术研究参与到人物重评的过程中,发挥着或推波助澜,或导其先声的作用。人物的重评具体体现在《鲁迅全集》注释的内容和形式的细微调整,昭示出编辑的良苦用心和高超技艺。

《鲁迅全集》注释七十年:从文艺方针看编纂理念的流变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坚守人民大众立场,探求鲁迅思想精神,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是70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基础与努力的方向。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艺方针关系着《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变化。厘清党的文艺方针与《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关系脉络,也是对新时代《鲁迅全集》编纂历程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从《鲁迅批判》到《鲁迅全集》——鲁迅研究史与鲁迅全集编纂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较早对鲁迅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1938年版《鲁迅全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集,它们是在左翼对鲁迅的社会学意义加以张扬和自由知识分子对鲁迅价值进行质疑的历史背景中面世的。两者共同合力在社会、政治符号外还原了一个文学鲁迅,打开了鲁迅研究的另一条思路。

“上”“下”隐喻在《鲁迅小说全集》中的修辞效果

本文旨在运用认知隐喻理论解读“上”和“下”隐喻在文本《鲁迅小说全集》中的修辞效果。该书收录了鲁迅先生的全部小说创作,其中短篇小说32篇,中篇小说一篇,共计33篇,它们分别选自《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上”和“下”这一对概念构成的垂直隐喻建构了一个隐喻体系,为我们解读这部经典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重要的认知参照。在“上”与“下”这对隐喻概念体系中,在它们构成的社会等级域,动作域,方所域,数量域及程度域中,“上”通常表示积极乐观的一面,而“下”基本都反映消极不满的负面情绪。笔者运用定量统计方法统计文本中“上”和“下”的次数,再运用定性分析方法甄别带有隐喻意义的“上”和“下”例句。研究发现文本《鲁迅小说全集》中尽管“上”这个字出现的次数要比“下”更多,但带有隐喻意义的“上”的次数却远小于带有隐喻意义的“下”的次数。这种现象从认知隐喻的角度突出了文本灰暗的主题,反映了作者鲁迅对当时社会的愤怒,不满及反抗。

鲁迅日记中的人物——王九龄、祁锡蕃、龙沐棠、许士熊四则

一、任职一个月光景的教育总长王九龄。任职一个月光景的教育总长王九龄在《鲁迅日记》中只字未见,只有在《鲁迅全集》里的《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中有两处提及,并且均在“小鬼许广平”写给“鲁迅师”的信中。当时,处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风潮期间,许广平及时向支持进步学生一方的鲁迅汇报动态信息。

汉学家乡土语言英译策略对比研究——以葛浩文译《酒国》和蓝诗玲译《鲁迅小说全集》为例

汉语"乡土语言"作为中国乡土文学作品的载体,其英译问题逐渐受到译学界的关注,而汉学家英译是译学界普遍看好的、理想的译者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一条成功的实践路径,其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功不可没。就中国乡土文学作品中汉语"乡土语言"的英译而言,汉学家葛浩文和汉学家蓝诗玲的英译实践,是汉学家中比较突出的两位,对其乡土语言英译策略及其动因的研究,将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者模式等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通过对葛浩文英译莫言《酒国》和蓝诗玲英译鲁迅《鲁迅小说全集》中的乡土语言事实的分析,深刻剖析了不同的译者行为背后的动因。对于译者而言,实现译者学者化,才能传递文化的最强音。

《鲁迅全集》:一条注释的沉重历史

《鲁迅全集》2005年版的注释在1981年版基础上作了不小的修改,尤其在"去意识形态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可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后面的题注却只字未改。考察其中原因发现,这条注释虽然并不尽如人意,却是来之不易。它涉及冯雪峰、周扬等人的沉浮和悲欢,裹挟着历史的政治烟云,体现着当代文化的曲折历程。

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过程中的“题解”风波

1981年版《鲁迅全集》在最初编注时延续了1958年版每篇都加“题解”的传统,但中途突然改变计划,题解全部删除。李何林对于胡乔木、林默涵支持的这种做法表示异议,甚至上书中央。在题解去与留争论的背后是双方文学观念的差异。

评说纷纭仍谈“新” ——漫话2005年修订版《鲁迅全集》

自2001年6月中旬启动．至2005年11月正式出版问世，十八卷本的新版《鲁迅全集》，历时四年半时间，由众多人付出坚实的劳动，终于完成了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学术突破性的成果。新版《鲁迅全集》是在1981年版全集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校勘、正误、补遗和修订，在充分保留原有版本基本面貌、已有优势和学术成果的同时，取得了许多新的可喜的进步。就本人承担的《鲁迅全集》第一卷的《坟》、《热风》和《呐喊》的修订工作来看，可以说是相当艰辛。相当复杂．相当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它所花费的劳动，远在我独立完成一部学术著作所需要的付出之上。

《中国小说史略》的编订与出版过程兼及两版《鲁迅全集》的注释

对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的编订与出版过程，历来有学者探究，但尚存在一些小的问题。本文拟从鲁迅日记与书信入手，对其编订与出版过程再作一个梳理，对其中存在的一些疑点进行探讨，并对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相关注释做一点修正。

残缺与凌乱:“光明版”《鲁迅全集》

最近网上搞图书促销，一部《鲁迅全集》赫然出现了，广告上写着：“全新辑本，皇皇廿卷，汲汲一生，民族之魂。一部全面展现鲁迅心路历程的思想史，一部深刻反思民族生命精神的奋斗史!”又说“附赠：3D水晶内刻鲁迅雕像印章和精美羊皮纸鲁迅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