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禺的《雷雨》到莫言的《鳄鱼》——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命运的根本思考

1930年代,曹禺的《雷雨》一举确立了中国现代话剧的经典意义和文学史地位,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等剧作以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使现代话剧获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相当程度的认同。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莫言《鳄鱼》的出现,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话剧艺术的思考,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曹禺的《雷雨》到莫言的《鳄鱼》,有一种一以贯之的追求,那就是剧作的根本冲突不仅在于剧情本身,更在于人的命运、人的欲望及其局限的永恒冲突。这里的“人”,是剧中人,也是剧外人,是作家,也是读者和观众。从《雷雨》到《鳄鱼》,不仅仅是话剧写作,不仅仅是舞台表演,也不仅仅是社会批判,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的人性批判。

“效用”与“情感”——论莫言新剧《鳄鱼》的两个象征维度

《鳄鱼》1是莫言在继《晚熟的人》之后拿出的又一部新作。莫言虽然以小说创作闻名,但是他多年来一直尝试着进行不同文体的写作,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戏剧。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戏剧创作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话剧作品《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都已被搬上舞台,在国内外先后上演了百余场。

欲望母题下的人性反思——以莫言《鳄鱼》为例

莫言在新作《鳄鱼》中延续了将欲望叙事与人性书写相结合的文学传统,通过“会说话的鳄鱼”这一富有象征性的意象,以寓言的方式探讨了人类欲望的本质。同时,莫言在剧中刻画了一系列在欲望驱使下走向不同命运的人物,揭示了欲望的普遍性和人性的复杂多面,从而引发人们对欲望与人性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

人格结构理论下的莫言剧作《我们的荆轲》《鳄鱼》探析

从2004年的《我们的荆轲》到2023年的《鳄鱼》,从“一心出名”的侠士荆轲到腐败堕落的贪官单无惮,莫言始终有一种不变的追求,那就是紧紧围绕着“人”这一主体,通过不断地剖析人物内心的欲望,展现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进而重塑人格、升华欲望,诠释对人性、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人性的枷锁——莫言剧作《鳄鱼》人物谈

莫言的戏剧新作《鳄鱼》聚焦贪腐问题,从人性角度挖掘贪官的行为动机与心理成因,塑造了一系列身披人性枷锁的人物形象。本文通过细读文本,具体剖析了单无惮、牛布和刘慕飞三个人物形象,指出他们代表了欲望之恶的不同面向,单无惮虽作恶多端却又“良心未泯”,“文痞”牛布和“寄生虫”刘慕飞则分别代表了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之恶以及麻木盲从的平庸之恶,三者均统摄于“鳄鱼”这个充满荒诞色彩的意象之下,在一幕幕看似循环往复的闹剧中形成自省与自溺、戏谑与鞭笞的互照,既丰富了当代文学在贪腐题材方面的人物图景,也深化了欲望母题的当代呈现。

“欲望”的辩证法及其主体关系——论莫言的话剧新作《鳄鱼》兼及“鳄鱼”精神

莫言的话剧新作《鳄鱼》塑造了单无惮这一新时代的典型人物形象,并以此主角为中心分层揭示“欲望”人性的立体形态及其隐含的主体关系。从“欲望”本身到“欲望”本体,不仅表现了欲望辩证法,而且深化了人性辩证法;从“我—它”到“我—你”的关系,不仅表现了主角人物的命运走向,而且深化了主角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超越“欲望”到主体自觉,不仅表现了个体的悲剧人生,而且深化了人性的普遍意义;从“鲨鱼”和“鲸鱼”的对立到“鳄鱼”精神的确立,莫言创作的主体意识的内在线索日益清晰。从小说家到剧作家,莫言的《鳄鱼》经过了“人性”的思辨过程而再次重回“人性”的深度。

“儒林叙事”的当代转化——由莫言戏剧新作《鳄鱼》引发的思考

从《史记·儒林列传》到《儒林外史》,再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儒林叙事”已有千年的文学传统。以“儒林叙事”为视角阅读《鳄鱼》,可以发现《鳄鱼》不仅从正向维度上继承了《儒林外史》针砭贪官的写作意图与讽刺意识,还在人物形象以及器物塑造上与《儒林外史》存在着隐秘的互文性关联。就对于传统文学资源的使用而言,莫言之前的剧作大多以一个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作为“本事”,再以现代意识为血肉填充“本事”的骨架。《鳄鱼》已将“用事”精进为“用意”,以一种“水中着盐”的技艺将读者或许无意识察觉的文学传统轻轻提出水面,予以雪泥鸿爪的艺术表达。

莫言新作《鳄鱼》:一部先锋性十足的表现主义戏剧

2023年发表的话剧剧本《鳄鱼》可谓莫言的艺术创新力作,是话剧舞台上中国式的表现主义戏剧,得益于斯特林堡和曹禺等中外文学大师;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多向度多层次塑造上取得重要成就;剧作主题的复调呈现与“鳄鱼”繁杂的意象群需要深入开掘;对现实社会生活重大而敏感题材的勇锐拓展,将强大的艺术创新能量绽放在戏剧舞台上;凡此种种,值得我们做出高度的评价。

论《鳄鱼街》中的创伤书写

《鳄鱼街》是波兰籍犹太文学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以小说《鳄鱼街》为研究对象,以创伤书写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小说中的创伤叙事,分析小说中创伤的特征及其对角色产生的影响。同时,本文还对小说中的时间结构和叙事技巧进行研究,探讨其对创伤书写的意义以及在创伤主题方面所起的延伸和加深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鳄鱼街》中创伤书写的研究,深度思考小说的主题和意义,探究创伤书写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

莫言话剧《鳄鱼》的空间叙事

长篇话剧新作《鳄鱼》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构思十年之久的又一力作。该话剧展现了外逃贪官单无惮在美国的十年生活变迁及其人性蜕变轨迹。剧本以鳄鱼为欲望象征,对人性与欲望问题作出了深刻探讨。围绕单无惮在美国居住的别墅,话剧主要呈现了地理空间、情感空间、心理空间三种空间类型。本文试从空间批评角度对《鳄鱼》进行解读,从欲望层面探索人性变质与堕落的根源,为社会和人性的健康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鳄鱼》

本书是著名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年后推出的一部具有魔幻色彩的话剧剧作。故事围绕主人公单无惮及其在生日派对上收到的贺礼“鳄鱼”展开。了解到鳄鱼的生长取决于环境限制程度的特性,心事重重的无惮对鳄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论韩愈《鳄鱼文》的文体及其渊源

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其在修辞手法上,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所收的檄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非常相似。而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该文收于《弘明集》,与《鳄鱼文》一样,其所讨伐的对象与一般檄文不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敌方,而是自然界的神灵。韩愈虽然排佛,其实佛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已有论者指出,《弘明集》是他所喜爱的一本案头佛教读物。

论当代澳大利亚原住民非线性时空观——以电影《鳄鱼邓迪》语篇为例

以澳大利亚电影《鳄鱼邓迪》剧本中的七段语篇为切入点,解析了以鳄鱼邓迪为代表的当代澳大利亚原住民非线性的时空观。在原住民看来,时间并非以昨天、今天和未来的线性形式呈现,而是以水塘形式呈现;事件并非以时间发生的先后排序,而是以与"个人"关系的远近排序。换言之,时间是不可分割的,过去与现在水乳交融。同理,人类与土地也是不可分的。这种时空观是混沌的梦幻世界观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受神灵掌控,而不受外界绝大多数常人的认知模式影响的时空观,也是澳大利亚原住民超然的民族认知取向。与线性时空观相比,它具有生存性等七大特征。揭示这种认知取向,旨在帮助观众更深入地观赏原住民题材的电影及文学作品。

从邱妙津的《鳄鱼手记》看日本文学在台湾的变迁

目前对台湾作家邱妙津的研究,大多将她的作品置于"同性文学"范畴内,集中探究其女性的、同性恋的身份意识。从邱妙津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鳄鱼手记》与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之间的深层呼应。通过梳理台湾的日译文学史,结合邱妙津本人的日记、书信等,从考证与文本细读的角度,阐释两部作品之间的关联。其相似与相异之处,既是台湾文学百年来受到日本文学影响的表征,又体现出台湾解严之后社会的乱象,与年轻人漂泊无根的精神处境。

《鳄鱼手记》的叙事学分析

邱妙津的《鳄鱼手记》是同性恋小说的代表作品,这部作品在台湾女同性恋的书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邱妙津作为同性恋者而进行同性恋书写,以伤狂暴乱的文字展示了作者的亲身体验,她的《鳄鱼手记》采取了男性的叙事视角,显示出悲剧的叙事风格,实现了同性恋者强烈的自我认同。

从《鳄鱼文》看潮州地域文化对韩愈的影响

《鳄鱼文》是韩愈被贬潮州刺史任上所写,其中的地域性特色是他对潮州地域文化的自觉认同与选择,也是该文具有独特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研究者多注目于韩愈对潮州文化的贡献,而对于潮州地域文化对韩愈的影响则少有人问津。但韩愈改变了潮州,潮州也成就了韩愈。仅从《鳄鱼文》来看,其既是潮州生态文化的产物,也是潮州民俗文化孕育的智慧果。由《鳄鱼文》衍生出的驱鳄神话,是韩愈辞世后历代韩愈崇拜者演义而成的,其衍变经历了一个从《鳄鱼文》到民间传说、到神话故事、再到两唐书正史的过程,反映了潮州人对韩愈惠民功绩永久缅怀的心理诉求和历代崇韩的文人学士对韩愈才学的顶礼膜拜。

《鳄鱼手记》叙述意象的困顿与飞扬

台湾作家邱妙津在《鳄鱼手记》中用她自身的生活和情感经历作为创作蓝本描写了若干段女同关系,并通过描述多种外部环境的布局、氛围以及其内的人际交往,形成一种空间的叙述,营造封闭、压抑的房间意象,折射在社会主流话语下同性恋者精神的困顿。从有形到无形的空间叙述,深刻地展现小说主人公欲求从精神困顿中逃离的身影。

《鳄鱼文》与《戮鳄鱼文》比较

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与北宋宰相陈尧佐,因潮州治理鳄鱼患而各作一篇文章。韩愈著《鳄鱼文》,陈尧佐著《戮鳄鱼文》。这两篇文章在写作背景、体裁、题材、结构、写作手法、影响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本文拟从这六个方面一一比较。

鳄鱼在我床下

1.有一只鳄鱼在我的床下。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总是非常的小心。因为，我知道它就在那里。

“驱鳄文章非异术”——《鳄鱼文》的历史语境与儒学观照

《鳄鱼文》是韩愈左迁潮州刺史时所写,行文宽紧相济,文字傲兀奇倔,构建了“刺史”与“鳄鱼”一组鲜明的对立关系,折射出韩愈“行仁”“合宜”等儒道理念、士人积极用世的心态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鳄鱼文》不仅是一篇向地域恶势力发声的传檄之作,更是韩愈遭遇政治打击之后个人信念与精神重建过程的产物,是他掀起潮州治理浪潮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