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20世纪文学史》的双重视野

王刚和曾祥铣所著《黔北20世纪文学史》不仅材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行文风格做到严谨和灵动的统一,而且体现出现代性和地域性的双重视野,是现代性和地域性双重视野的交织。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进入方式——以贾植芳为个案

在今天高度理论化、学科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外,贾植芳提供了另一种进入文学史的方式。他以一己真切经历,留下了对“新文学”“人”“知识分子”这些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命题的另一种阐释。这些阐释带着个人经验与生命的痛感与温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丢失的历史记忆。

以“报刊史料”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读《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

关爱和教授担任总主编的《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分为胡全章分卷主编的《近代卷》、孟庆澍分卷主编的《现代卷》、武新军著《当代卷》三卷,入手于报刊,立足于文学,借助原始材料,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呈现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成绩。《近代卷》《现代卷》《当代卷》三卷书在“报刊史料”这个基础视点上,表现出了视角的统一性和学理的连贯性,相互形成了内在呼应,具有鲜明的开创意识。随着《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出版,“重写文学史”被推到了一个基于“报刊史料”的水准线上,“大文学史”也被具体地落实为近代、现代、当代的内在贯通,“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在此得以重构。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

一 1993年冬,应一家出版社之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董乃斌等同志合作,编写了彩色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我们负责全书最后一编,即“二十世纪文学”部分。尽管全书带有一定的通俗,普及性质,我们仍然在不违反总的体例前提下,进行了一些学术性的探讨——这是又一次自觉的“重写文学史”。 我们这次“重写”,最大特点是,一方面采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为保持全书体例的统一,在具体提法上作了一些变通,称为“新世纪的文学”),并落实到文学史的文本叙述中,可以说,这是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与描述的文学史写作尝试。另一方面,我们所写的“

越界与整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兼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主要是空间上的“越界”，从“文学的中国”这一空间“越界”到包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汉语的文学”，在消解单一中心论中提供了一种颠覆、超越以往以线性时间线索筛选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产生文学史叙述的不同面向．形成多路径的文学史叙述，由此完成的文学史整合会凸现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价值，也会显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语言的包容性，共享性修复华人仲国人认知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经典化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原乡的追寻——从一种形象看20世纪华文文学史

本文认为 ,2 0世纪政治的动荡、经济的冲击以及战争及文化诸因素的作用 ,本华文文学中演化出最具有人生观照的复杂性和审美传达的丰富性的原乡形象。2

关于建设20世纪西方文学史教材的研究

教材是供学生学习和阅读的核心课本。从广义上讲,教材还包括同教学活动有关的一切文字材料。教材有三大功用,一是供学生阅读,二是供学生查阅,三是供教师授课参考。对于数量十分庞大的20世纪西方文学而言,文学史就是整个教材的核心构成,其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挑选、阅读和学习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文本。写作文学史,首先需要转变文学史就是由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的课本的固有观念,其次需要打破写作文学史的讲义式模式,三是需要遵循丰富、客观、系统和适用的原则。

20世纪中国学者的天文学史研究

从八个方面综述了20世纪中国学者在天文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史研究从20年代开始在中国起步,50年代和6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80年代以后进入鼎盛时期.在过去100年中,出版专著(包括论文集)150多种.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著的宋玉书写——从断代文学史到文学通史的考察

宋玉在古代常与屈原并称为"屈宋",但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书写地位,大多数断代或通史类的文学史都是在屈原或楚辞的专章内附论宋玉。这种现象的形成,既受制于文学史家"宋不如屈"的主观认识,更与今传宋玉赋的真实性长期受到怀疑相关。自上世纪后期"唐勒赋"残简发现之后,宋玉赋的真伪得到重新审视,诸如赵明、蔡靖泉、方铭所编文学史著,皆以专章详论宋玉开创赋体之功并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从而不仅开始改变轻视宋玉的学术偏见,也对当时及此后文学史著的宋玉书写及其科学评价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所留下的问题也仍然值得继续探讨和深入。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间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

本文认为 ,抗战爆发是中国 2 0世纪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 ,此后 ,中国文学开始了一个很长的“共名”时期 (这个时期的下限尚有待确定 )。论文同时指出 ,鲁迅去世与抗战爆发在时间上几近重合 ,是这一分界能够成立的关键

现代性叙事与被叙述的历史——对于20世纪文学史建设的思考

现代性话语在以现代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期形成了以往历史叙事的基本格局。但中国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身份 ,使文学叙事与对这种叙事的历史讲述之间 ,出现了种种由现代性思维难以涵盖和解释的历史缝隙与驳杂之处。重新梳理历史的要义不仅在于丰富 2 0世纪文学史 ,更在于体现一种相对于现代性叙事 。

新世纪的文学期待——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文化现象反省

文学史建构功能的凸现 ,关键是史家主体意识的弘扬 ;重视文学本体和培养文学素质的文学史 ,才能还原出文学的鲜活 ;而文化视域的对话和交流 ,为我们提供了若干文学史新理念和多样叙述方式的构想。文学史有它的过去 ,也有它的未来。

刘永济的吴文英论述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是伴随着新的审美风尚的盛行而展开的,吴文英一路词人因其不合时宜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贬抑。刘永济则因其特殊的习词和研词经历,始终对吴文英词保持了高度的敬仰。他因独树一帜而备尝了孤独和尴尬的滋味,也有幸在异域获得了知音。本文以刘永济的吴文英论述为中心,系统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相关事实,以期对吴文英研究和文学史编纂有所裨益。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反思

2 0世纪中国百年的文学史研究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经验实证方法论类型、理论逻辑方法论类型、文化阐释方法论类型。经验实证方法将文学事实何在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对象 ,将描述文学事实、建立有关文学史知识体系为研究的根本目的 ,但却忽视了文学史研究的人文特征 ,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理论逻辑方法将探索文学现象何以存在做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力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理论体系和普遍精神逻辑中找寻寓藏于文学现象背后却又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各种规律 ,但却常常忽视了文学史的历史复杂性和文学本位性。文化阐释方法将文学史研究判定为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在现时态中相互建构的个体对话过程 ,强调研究主体的个性文化功能和阐释效应 ,但其研究的知识性。

“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美感的阐释误读——以现当代文学史中古典形态作家作品为中心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往单一的文学史观在思想解放进程中受到质疑。最有冲击力的学术行动即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这一概念不仅从理论上打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治格局、“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而且有效地以思想文化的研究方法取代了单一性的政治革命史。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构——对建国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大体经过了两个历史阶段,即50年代的草创期和新时期以来的探索期。这两个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文学史书写的现代性追求和规范,前者体现了"学科"规范,后者体现了有限度的"学理"规范。文学史的书写呼唤着新的现代性理念,那就是建立新的历史观念,新的文学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