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子章《黔记》看明代贵州的民族交融与认同

明代的贵州地区,分布着苗、罗罗、仡佬、仲家、宋家、龙家等众多民族,他们和汉族之间,既有冲突,也有交融与认同。郭子章《黔记》中"舆图志"与"诸夷"部分,记载了与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相关的许多内容,反映了贵州少数民族受到汉文化影响及汉族移民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双向交流的状况,体现了民族交融的多元、双向互动。这种交流碰撞,伴随历史的演进,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璀璨而多元的文化特色。

地方性叙事的现实观照与审美镜像——欧阳黔森长篇纪实文学《黔村行记》创作研究

2024年3月欧阳黔森《黔村行记》出版,这是继《江山如此多娇》《莫道君行早》发行之后,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创作实绩和叙事智慧。《黔村行记》从地方性叙事的审美维度切入贵州时空地理,以饱满的乡土情怀展示其山乡巨变,尤其是通过行走访谈的田野调查方式,紧紧围绕贵州“交通”“乡村”“民众”等关键词,深刻地展现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在贵州大地的生动实践,以及由此带来整个贵州乡村民众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根本性转变。《黔村行记》紧跟新时代,观照乡村社会现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容地书写了贵州大地充满艺术活力的生命世界和精神状态,以此彰显贵州新时代乡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审美镜像。

论郭子章《黔记》中的人物传记

郭子章《黔记》60卷,其中关于人物记载的多达31卷,占全书半数以上。这些人物传记,既具有一般方志中人物传记的特征,也有自身独具的特色,其主要体现在:载录人物以黔籍为主,客籍为辅;广泛引证文献资料,考据精核;论赞以品评人物,感慨世事;列举诗文,丰富与印证人物事迹。郭子章《黔记》撰录的人物传记,不拘旧例、各具特点,既有对传统编纂体例传承相袭之处,又体现出在正统编纂体例基础上的创新之处,体现了郭子章对于方志人物传记撰写的思考与探索,也为后世方志人物传记的撰写提供了路径与模式。

《黔滇川旅行记》中的妇女史料价值

薛子中所著《黔滇川旅行记》是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的重要资料。该书记录了中国西南妇女的生活实况,记载了西南妇女的服饰与婚俗,向读者提供了西南娼妓的相关史料,反映了近代中国西南妇女的社会地位。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黔滇川旅行记》值得关注。

《四黔书点校》商榷

黔书是指清代人士所著的《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并附有《滇黔土司婚礼记》、《黔游记》《黔囊》、《黔轺纪行集》。书中较为系统的介绍了贵州的历史沿革、山川名胜、交通关隘、民风民俗，对了解贵州，研究贵州提供了可贵的人文史料。该书的点校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出版。

《黔村行记》:行记文体与描摹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

当代知名作家欧阳黔森的新著《黔村行记》,以创新性的行记文体,将脱贫攻坚、精准扶贫重大历史决策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成果予以真实记录,勾画出一幅呈现新时代山乡巨变、描摹贵州乡村振兴时代史诗的文学图谱。在文体层面,《黔村行记》带有鲜明的地方性和地域性特征,具有对地方志书写传统作传承赓续与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作历史与现实融合的中国叙事,是新时代话语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即在现实性的、非虚构的纪实文体意义之上,同时具备回溯黔地抗击外侮的历史、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深厚的红色革命历史的意义维度,现实性意义的行记与作家对红色革命历史作书写的创作史也构成互文性考察的意义。虽是纪实类、非虚构文体,《黔村行记》深蕴柳青文学精神和周立波写作传统并有创新:对由脱贫致富和创新所驱动的创业主题的表现、对乡村振兴新人形象的塑造与呈现、对新时代文学当中新人民性的表达等,其所形成的创作旨趣、写作原则和文学经验都具有可供参鉴的价值与意义。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

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王路平学术界多有把王阳明讲学贵阳的书院说成是“贵阳书院”，本文根据贵州地方史志，考证了王阳明当年主讲贵阳的书院是“贵阳文明书院”而非“贵阳书院”。王路平，男，１９５６年生，现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阳明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论李宗昉摘编《百苗图》的得失

《百苗图》是清代中叶贵州八寨理苗同知陈浩编绘而成的一部贵州民族志总汇 ,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李宗对陈浩原本的文字说解部分进行了摘编 ,并收藏于《黔记》一书中 ,对保存、传播珍贵的民族志资料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由于李宗对陈浩所记的内容缺乏真实体验 ,对田雯《黔书》和陈浩《百苗图》的编排体例未能很好地融会贯通 ,加之摘编时过分追求文从字顺、简洁典雅 ,因而出现了曲解原意、丢失珍贵资料、误解陈浩编排意图等重大失误。

历史民族志点校疑义例举

整理、研究、点校、重版历史民族志 ,需要具备点校的基本知识 ,遵循点校的基本规律 ,懂得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 ,了解各类文化事项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民族的文化传统。贵州人民出版社重版的李宗《黔记》 ,由于点校者的粗心、轻率和武断 ,出现了诸多的不应有的失误。本文以李汉林《百苗图校释》一书为基础 ,通过对李宗《黔记》的“刻本”、“铅印本”和“点校本”三个版本的全面勘核 ,指出“点校本”的代表性失误 ,并分析其致误的原因 ,旨在唤起学术界对民族史志整理工作的特点和难点的关注。

土司无城

明人郭子章(1543-1618)在其万历《黔记》中记载:“此龙泉所由城也,既城矣,不得不县,何也?土司无城,例也。惧尾大也。即播悍且叛,不敢城夜郎。今水西、永顺、保靖犹无城也。此龙泉所由县也,非若是。”郭子章曾任贵州巡抚,并亲历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州之役,对此间情况尤为熟悉,所以他所提出的“土司无城”之说,颇值玩味。

梵净山佛教开山建刹考略

贵州省境内的梵净山曾是佛教名山,但对其何时开山建刹的问题,目前还未有统一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从已发表的观点来看,有这样一些较为突出.一是志书上的说法,如《贵州省志·名胜志》中这样写道:“山中梵宇的开建时间,可追溯至明代万历年前,后毁.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重建.”这种观点的特点是简洁、明确,结论根据山上的文物,明万历四十六年的“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碑”.其结论只说于某年代之前,不准确,且没有论证.二是个人观点,如文志高先生在《印江风采》一书中说:“公元915年前后,菩提达摩首批弟子来到该山开山建刹,才命它为‘梵净山’之名.”公元915年前后,正是唐后宗前的五代时期,这种说法的特点是大胆推测,只是根据不足,也缺少分析.还有一种说法,见台湾《黔人》杂志,署名求是的文章《梵净山史实考证》.该文有一节题为“钦命建刹,始于妙玄;释家开山,盛于万历”,文中对开山建刹于何时,作者这样写道:“于是‘久’自何时?‘古’从何代?至今还留下一个悬案”,“要探究梵净山在万历前的古与老,迹与胜,那就只有待于从它被命名为九龙山,为辰山,以至于为三山谷的史程中去追踪探索了.”该文长于文献的引证与史料的分析,但对开山建刹干何时则不作结论.

古夜郎沿革及其先民

黔省西南地区自战国迄于西汉为古夜郎国境.夜郎之得名,《安顺府志》以为其境有夜山、郎山.夜山为南、北盘江之分水山;郎山即老郎山,在郎岱西北盘江畔.今人汪应梁、史继忠先生认为夜郎乃越语“於骆”之音译.系“於骆越”种族称谓.①换言之.夜郎人即“於骆越”.合考二说.各得本末,即以越语呼之为“於越”,以汉字异书之为“夜郎”,再拆而名夜郎人所居之山.则有夜山。

梵净山佛教文化的优势与特点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主峰，海拔2572米，位于铜仁地区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之间，方圆八百里。据多种文献考证，梵净山佛教肇始于南宋，兴自明初，当时梵净山已兴修梵宇，为一方名胜，称“梵天净土”。由此得名“梵净山”，名播海内，成为黔中佛法渊薮。明万历郭子章《黔记》谓：“贵州山以梵净山为第一，可比天台。”至明季万历年问，国舅李颖出家，法号妙玄，来梵净山隐居，兴复梵净山佛教，相继修建金顶释迦殿、弥勒殿、承恩寺、坝梅寺、护国寺等，梵净山佛教乃呈兴隆繁盛之象，

君子亭 贵阳老照片连载

君子亭在东门外左侧数百步城墙下。遥对扶风山阳明祠。李宗日方《黔记》云：“省城外东南近城垣，新建君子亭，为阳明也。”清乾隆《贵州通志》称：“旧有君子亭，今废。”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巡抚许兆椿将亭修复，并题一联云：“傍郭临池，坐揽烟波迟素月；浮香送馥。人来殿阁扇熏风。”君子亭前有池塘数亩，种有莲花。因为古时候称莲为君子之花，王阳明谪龙场曾撰《君子亭记》。

黔地：杯中养虎记

“你是一个心存醉酒愿望的人”这是你离开尘世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的。我曾在一个玻璃酒杯中豢养一只金黄的老虎在很多个夜晚，树枝和街道一起摇晃，

贵州历代人才地理分布变迁

贵州历代人才地理分布变迁杨斌贵州地区长期以来受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自然条件十分差，所谓“黔居西南，介楚、蜀、滇、粤，据南条之脊，地高寒而瘠薄”①；有的称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野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轰丈”②。在这样的条件下，贵州社会、经济...

万历贵州水稻亩产小考

万历贵州水稻亩产小考陈国生关于明代贵州的水稻产量，文献记载不多，本文依据万历《黔记》卷２０，卷１９有关水稻生产的片言只语对其作大致的推测。黎平府万历三十三年巡抚郭子章发银参拾伍两量学田壹分，“除粮差外，岁牧草米百伍拾伍秤，佃种均分柒拾染秤半”。明代贵...

孙应鳌——是哲人也是诗人，是大儒也是名臣

明代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作《黔记》，历数贵州人物，而于《理学传》中，着重写了《尚书文恭孙公应鳌传》，推崇他在“理学”上的贡献。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作《黔书》．在《人物名宦》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