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国在印度的“文明使命”

在"文明使命"价值观的指引下,英国人在印度扮演的角色,既是征服者和殖民者,又是统治者和开化者。他们在治理与掠夺印度的过程中,摧毁了印度原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推进了印度社会的近代化,用强力手段将古老的印度拉进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19世纪中期以前皖北小农家庭的生计——以凤台县为中心

以往对小农家庭生计问题的分析有两点失误 ,从而导致了对 1 9世纪中期小农家庭生计流于传统的观点和印象而较少具体研究 ,并难以了解其社会经济背景和传统小农家庭陷于生存困境的多方面原因。本文通过考察以凤台县为中心的小农家庭生计 ,揭示了 1 9世纪中期皖北衰落、至贫的深层原因。

19世纪中期俄国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探讨

19世纪中期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斗争并非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争,因为当时俄国并不存在走美国式道路的选项。人数极少的激进革命派鼓动农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具有空想性质的村社社会主义。农民运动在本质上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力量,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不能左右发展道路的选择,因而力促政权进行改革。沙皇政权在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采取了相对独立的政策,既没有听命于保守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和农民运动,而是坚持进行由政权主导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程式化,还是生活化?——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不同走向

在我国的“比较戏剧学”研究中，有两种说法，人们似乎早已听惯了，而实际上是有待推敲的。第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戏曲的身体语言是程式化的．而西方戏剧的身体语言是非程式化的、生活化的.

论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华政策渐变的思想根源

19世纪后半叶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西方势力的强力渗入打破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对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形成了巨大压力;幕府的倒台与明治政权的建立,集中实现了社会变革的价值;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渐次解体,则为日本的变革与崛起提供了双重动力——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激发了日本发愤图强的意志和决心,清王朝的腐朽堕落激起了日本步西方后尘走对外扩张之路的野心和行为。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日本对华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亲和膜拜理念,加入了疏离、贬抑的色彩,继而采取窥视、试探的手法,最后孤注一掷地发动了甲午战争,向中国的权力和权威挑战。导致这种渐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日本社会各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以不同的方式炮制出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扩张思想主张,并最终付诸实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些扩张思想来自于日本社会的不同层面和领域,对明治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通过酝酿、传播,或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里,或流布于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或潜藏在民间人士的野史絮语中,甚至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它们间处杂陈,相与为进,共同写实了侵略中国基调下的近代中日国家关系。

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小家庭的社交圈——以安徽为中心(一)

本文通过分析19世纪中期以前安徽小家庭的血缘社交圈,探讨小家庭如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肌体的细胞、各结构要素的“整合体”以及社会运行的基础动力。

18—19世纪中期英国交通运输的建设与农业市场的扩展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接连掀起公路、运河和铁路建设的高潮,三者共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交通网络,这对于沟通农业与市场的联系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农业所需物资及农产品通过发达的交通能迅速便利地交流,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英国农民对市场反应的灵敏也有赖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刺激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又促进了市场的扩大与完善,这对于英国农业,对于英国整体经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笔下的天津管窥

天津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近代多次成为西方列强胁迫和控制北京的战略要地。甲午战争后,日本于1898年在天津划定了日租界,陆续有日本人来津居住和经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同年占领天津并成立临时政府,管理天津有一年之久。通过这一时期日本人笔下的游记、日记、信件等资料,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天津,如港口对天津城市的影响,八国联军在天津的破坏与争斗,日租界区位的得失,天津的迅速成长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7至19世纪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中国从明末至清末时期大致相当于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均处在17至19世纪期间，当时两国同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范式研究

19世纪中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发展中呈现出范式的多元化,其边缘性范式是词源学、语言古生物学和古典语文学,其主流范式是自然主义学派。边缘性范式扩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主流范式提出并实践了历史比较法的主要原理。文章在探讨各种范式的历史功能的基础上,对主流范式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刻的反思。

神意与人民大众的力量:乔治·班克罗夫特的双重历史观评析——兼论19世纪中期美国的社会思潮

乔治·班克罗夫特在美国历史和史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外史学界对其历史观的评析则众说纷纭。本文在对其著作和文集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影响当时美国社会的时代思潮,归纳出班氏历史观的双重性和二元特点,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历史观的社会根源。班克罗夫特以人具有"直觉理性"为前提,阐发了美国历史是由人民大众的力量推动不断前进的过程这一观点。同时,班氏运用启蒙运动中的自然神论和浪漫主义的道德法则为美国革命提供了终极解释。浪漫主义强调人生来具有源于直觉的正确行动力,从而为人人平等提供了先验的根源,这一观念在19世纪中期美国的各种社会运动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分析班氏历史观的社会根源,透视出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复杂而活跃的图景。

论18至19世纪中期英国保险发展的多样性

18至19世纪中期英国保险呈现多样性的发展特征。其中,个体保险商与保险公司共同构成了保险经营者的二元主体;包括海上保险、火灾保险和人寿保险在内的三大保险业务均得到了有力的发展;保险投资成为保险公司在保费收入之外获取利润的另一种方式;英国保险势力在国内与国际市场进行双向开拓。对该时期英国保险发展的多样性特征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对英国保险得出更为深刻的认识。

论19世纪中期拉丁美洲的契约华工——以古巴为例

19世纪中叶以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西方殖民者以“契约华工”的形式拐骗贩卖到拉丁美洲殖民地,开发当地经济。在那里,他们受到非人的虐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少数的华工获得自由后,在当地人民的同情和帮助下,生存发展,自立创业,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发做出了贡献。

19世纪日本对西洋农学的吸收——老农船津传次平的场合

1887年,群马县老农船津传次平经由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发现而就任内务省的科员。翌年开始在驹场农业学校工作,负责本国农场的管理和本国农事的讲授。在这里他通过向学生传授有关农业的经验性知识,为日本近代农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也通过驹场农业学校时代的外国教师同僚和该校毕业的农学家学到了西洋农学的知识。在讲演等场合,他利用那些知识中的一部分来说明农业技术。但是,西洋农学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知识,并没有成为技术改良的方法。

19世纪中期(1835—1860)华人浸信会教民的曼谷—香港—潮州跨国网络

本文调查了１９世纪中期美国浸信会面向中国的传教活动，研究焦点落在华人浸信会跨国网络在中国南海出现的过程，提出海外华人基督教徒沿着所建立起来的沿海网络，由暹罗到香港，再向广东潮州方言区发展。华人基督教徒成了早期浸信会传教活动的代理人。

17世纪日本与18—19世纪欧洲的行列式、消元式与判别式(英文)

认为日本数学家在17世纪引入了行列式的概念,为什么和如何使用行列式却并未被人们所深刻地理解,故通过对和算家当时的具体计算的分析,表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正是18—19世纪欧洲的数学家创立的对于超过一个未知量的方程组的辅助变量的消元法。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云南矿冶业的社会影响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云南矿冶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的长足发展也刺激了清代的商品货币经济,推动了云南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交流,有利于清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和控制,促成了“云南矿冶文化”的诞生。

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小说畅销原因探析

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小说十分畅销,成为当时美国社会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本文从社会的流行思想、文学市场、女性作家和女性读者三个方面着手,考察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小说畅销的原因。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云南矿冶业长足发展的表现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由于元明两代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清初云南社会的稳定为云南矿冶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条件,加之清前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和清政府重视开发云南边疆,云南矿冶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各类矿冶业主要矿厂分布广,井增至86个;铜、锡等产量巨增;生产规模大,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出现了清史上著名的、数额巨大的"滇铜京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