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追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解读

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是一部结束西方传统乌托邦小说的反乌托邦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追寻与幻灭过程体现出奥威尔对传统乌托邦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籍此可以说《1984年》是反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突破,是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解构。

乔治·奥威尔《1984年》中的黑色幽默手法分析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1984年》中,运用黑色幽默手法将一个极权的、泯灭人性的未来社会描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嘲讽、反英雄、夸张、谬论方法体现了黑色幽默艺术技巧。

影像考古:话语角力与“他者想象”——纪录片《1984年的中国音乐景观》的音像纪录

英国纪录片导演杰里米·马尔(Jeremy Marre)拍摄的《1984年的中国音乐景观》(Music in China)记录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音乐生活的发展境况,描绘了中国各大城市与乡村在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以此反映当时中国的经济面貌、文化精神的现代性转向。影片将音乐作为主要的叙事线索,潜在地表达着来自“他者”的批判性审视,进而将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与影像的历史文本进行“缝合”,绘制出一副80年代初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与社会生活景观图谱,建构起西方视角下的“想象性中国”,并同时暗含了来自西方本位的批判性话语。

论《1984年》中的权力运行机制

本文结合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对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中大洋国极权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进行解读。在这个“理想的”极权主义社会里,权力对人的规训达到极致,“老大哥”那无所不在的眼睛,限制思想的“新话”,以及为极权统治所控制的大众传媒等多种诉诸身体和心灵的权力技术和规训方式,使得大洋国最终成为一个监狱式的岛国和思想的囚笼,个体性的毁灭不可避免。

奥威尔与《1984年》

本文分析了奥威尔对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憎恨的情感以及其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并指出了其背后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