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融会、超越中西的文艺理论新体系——读王锺陵先生《20世纪中西文论史》

王锺陵先生的新著《20世纪中西文论史》以不同于西方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宏大理论视野对20世纪的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与戏剧的文体流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不仅完成了文论史研究的革新,而且也建立起了融合、超越中西的文艺理论新体系。在文论史研究革新方面,王锺陵先生将文论史放在20世纪中西文化思想内在矛盾的运行轨迹中展开论述,揭示了中西方文论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方面,王锺陵先生将文体作为理论体系的重点,以新存在论、新诠释学为基础,以文艺史运动规律与各种文艺体类的本体论为核心展开论述。一方面探究文体特征的哲学依据,另一方面探究文体变化的历史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王锺陵先生以活的逻辑学思路叙述文论史的动态规律,以跨学科的方法探讨文论史的复杂性,并以心理感悟的方法把握理论家的内心世界,使文论史变得更加鲜活。

在中西世纪对话中探寻文论创新之路——读王锺陵《20世纪中西文论史》

王锺陵的《20世纪中西文论史》是为中西文论作世纪性总结的巨作,将哲学思辨与文学史观照熔为一炉。作者对西方各家文论注重全景式的理论把握,从其整体的哲学或学术体系出发,抉剔文论所有的逻辑理路和蕴含的思想内核,并以自身原创的理论建树展现了中西对话的姿态和精神。中国文论部分则以文体史和文体论为中心,特点是众体皆备,史论浑融。作者以文体的本体论建构为原点,进而在文体流变的生动过程中破解其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构,既赋予了文体史以较高的理论品位,又使文体论获得了鲜活的世间相。该著对新文艺理论体系提出的构想所具有的主要经验和启示是:国际视野、哲学精神、现实关切和原创意识,以开放的态势突破"社会政治学"模式,迎接新的思想世界和文艺世界的到来。

博大厚重 精见叠现——读《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王钟陵教授的《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堪称个人独立专著史无前例之巨著。此宏著篇幅字数之巨,大大超过了丹麦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0万字)和美国人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330万字),可以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止,论篇幅字数之宏大,迄今世界范围内任何一部个人独立专著无可匹敌。作者对西方文论的阐述,努力做到三个结合——西方文论本身内部的协调;史感深切、整体性强的文学史理论与对文学活动作研究的众多理论的整合;源自哲学思想的普泛性的理论与文体史研究的相互补充。

超越西方同类名著的中国巨著——评王锺陵教授新著《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一 王锺陵教授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中国中古诗歌史》《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文学史新方法论》,连续发生了轰动性影响,从而使他成为了文学史研究革新的代表。

“文化视野”与“经验意识”——迈克尔·苏立文对中西艺术的比较研究

作为研究中国艺术发展与中国文化传播的西方学者,迈克尔·苏立文是最早一批将中国传统绘画、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传承脉络介绍并普及到西方国家的学术开拓者之一。在主观研究视角上,苏立文更加关注中西方艺术在表现内容、表达形式、象征寓意及精神、心灵体验上的对比差异,并从中引申出不同文化背景交融碰撞下的借鉴与互通,是基于跨“文化视野”与在彼融合之“经验意识”的学术体系建立,具有超越一般西方文化学者的“感官体验”。

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

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是由传统的诗文评发展而来的。20世纪以前没有“古文论”的称谓，有的只是“诗文评”（见《四库全书总目·集部》），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存活于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事实确乎如此，我们看到，不仅唐人评唐诗唐文、宋人评宋诗宋文属于当时的文学批评，即便宋人评唐代诗文或明清人评唐宋诗文，皆是为自己时代的文学创作构建范型，亦属当代性文学批评。文学领域中的这一活生生的存在，自不能称之为“古文论”。20世纪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史应运而兴，它拓展了传统诗文评的内涵（加进了小说、戏曲等评论），而又冠以“史”的名目，原本活生生的存在遂转型为历史的资料，成为今人钩考、清点与梳理的对象。这样一种由评入史的演变，

打通古今、融贯中西: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一种倾向

从本期起,我们开展"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我们对笔谈有较高的期望值,希望将要持续几期的笔谈能"谈"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东西。中国现代诗学已经诞生近百年了。是时候了,需要回顾和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肯定应当肯定的,发扬应当发扬的,批评应当批评的,推掉应当推掉的;向伪诗学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这是现实提出的问题,时代提供的条件,诗界普遍的希望,历史赋予的使命。对新诗的"新"和自由诗的"自由",切忌误读。任何艺术都是有"规矩"的。这既是局限,又正是特殊魅力之所在。现代诗学的规范是新诗规范的前提。我们的讨论,遵循"百家争鸣"的原则,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请大家就中国现代诗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现代诗学的各个方面,自由发表意见。现代诗学在新诗草创期从零起步,取得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现代诗学能够走到今天,是一代代诗学家努力的结果。但是目下在现代诗学领域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提出学术规范问题,作为主持人的发言。说得不客气一点,近年出现了一些学术垃圾。我们常常遇到"六经注我"的武断地以研究主体代替研究对象的著述;遇到从偏爱走向偏废的以偏概全的著述;遇到不是历史地研究历史问题,而是以当代语境取消历史语境的著述;遇到以西方话语颠覆民族话语,充当强权话语的"搬运工"和随从的著述;遇到以概念游戏冒充原创性的著述。著书不立说;繁而不荣,盛而不昌。这种现象,人们早已有所感受。这类著述的存在,除了为垃圾制造者(某些专心致力于谋利的刊物和出版社之类)带来实际利益以外,对于学术,对于新诗,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前几年有37位院士就学术规范问题致信中央时说:"只有被引用并获得正面评价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这是说得很对的。现代诗学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规范,在主持人看来,至少应当有几个具体特征:(1)知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2)理论观点的前沿性与稳妥性;(3)引据资料的经典性和准确性;(4)自身文体的风采。学术精神有三个元素:独立精神,学术忠诚及"和而不同"的宽容风度。尤其是学术精神的第一要义——独立精神,有些学人实际上成了权力和金钱的附庸。为了提醒读者的重视,本期我们的"中国现代诗学"专栏只发这个笔谈,从下期起,笔谈将只占栏目的部分篇幅。在本期参加讨论的,有袁忠岳教授、古远清教授、李怡教授、钱志富博士、梁笑梅博士、张传敏博士和段从学博士,他们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非常欢迎读者们也来稿谈谈自己的想法。

由中西文化差异探究我国古代数学衰落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以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更是数学史较长的国家之一。从公元前20世纪到14世纪,我国在数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经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

"圆心"扩张 返本开新——论王元化的"三个结合"兼古代文论的转换

王元化在20世纪80、90年代所主张的"三个结合"的理论,曾长期作为新时期我国中西文论比较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在文论转换的实际操作中,具体的立足点和"结合点"又往往飘浮不定,难以把握。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从哲学、文化的层面上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圆心"加以进一步的确认和把握,固本清源。在此基础上致力于中国文论在时间、空间及学科领域研究上的多重"扩张",返本开新,最终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

文学作品意义之源----20世纪西方文论史视角

这里先从对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些主要趋势的研究开始；然后提出，形式主义及其反对者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文艺美学方面的强调，导致了一种不良后果：放松了对规范文学意义探寻标准的坚持；最后呼吁，我们应对文学作品（包括作者）本身原本旨在告诉读者什么内容和意图，给予全新关注。

历史的看待唯美主义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发表李珺平的《如何评价唯美主义》,认为在西方文论史上,唯美主义原是一种愤世嫉俗、反抗社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革命”意义的理论,也是19世纪传统文论向20世纪现代派文论转折的中介和枢纽.

20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翻译史研究举隅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严肃的学术在香港没有市场，香港社会也不重视中文翻译与中文写作。20世纪60年代，在严肃的汉文学术论著尚受冷落的环境下，出现了韩迪厚的《近代翻译史话》和罗香林关于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著等，实在令人鼓舞。

中国古代民族诗学的奠基之作

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意义上的研究从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算起至少已有七十余年了,但是人们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却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这种状态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思,一部分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这片被漠视的原野.

百年文论史案与“美学大讨论”——夏中义访谈

李圣传:夏老师,您好!提起您,学界都会想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艺术链》,这本书可以说是新时期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收获。但该书出版后,您却立即扭头转向了对王国维和新时期文论家的研究中,近年来,您更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百年学案”的研究课题,并主编出版了系列“百年学案典藏书系”,在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您为何要将自己的兴趣点最终聚焦于“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这一领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