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近现代美国的儒学研究从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开始,经过20世纪上半期专家学者的探索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逐步发展成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儒学及其发展,对于儒学向现代转变和现代性的阐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近百年河南儒学研究

本文从学者、学术著作、机构团体和学术会议各方面,总结回顾20世纪百年间河南的儒学研究状况,具有便于地域性鸟瞰和资料检索的意义。

极具学派特色的中国儒学史研究成果——评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多种中国儒学史专门著作出版，如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广东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儒学史》等都各具特色，为学界所关注。近由黄宣民、陈寒呜二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汇集思想史研究专家最新研究成果并具有突出的学派特色，这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因而颇值得重视。

张岱年对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

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三四十年代创造了中国现代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他开辟了与现代新儒学迥然不同的“继续王(船王)、颜(习斋)、戴(东原)末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的唯物主义哲学方向；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不应忽略的重要一章；他是昙花一现的“解析的辨证唯物论”学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其实这派哲学亦颇适切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需要；他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继续前行的现实道路。

20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 2 0世纪 ,儒学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与严峻的挑战 ,也面临着重建与复兴的历史机遇。百年儒学演进及儒学研究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在“古今中西之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潮中 ,儒学并没有“博物馆化” ,儒学的命运大致经历了受到怀疑、批判、解构、重新诠释后成为现代思想学术形态 ,或获得创造性转换 ,以至汇入多元的世界文化大流之中的历程。 2 0世纪与 2 1世纪之交 ,儒学不仅是“文化中国”、“全球伦理”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也是“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 ,对 2 0世纪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既是历史性的课题 ,也是一项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课题。

《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精装全21册），傅永聚、韩钟文主编，中华书局2003年12月出版，1066万字，定价：1480．00元

20世纪的百年间，中国经历了巨大社会变革，风起云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革命与改革，带动了社会的转型、文化的转型。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根基与核心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经历了从被尊崇到被质疑、被批判甚至被摒弃，再到被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重新受到重视的过程。

将经学史与儒学史合一的理论意义

严正撰文《论经学史与儒学史的统一》指出，自20世纪初经学的神圣地位被取代，经学研究被西方所创立的学科系统所分割，传统儒学研究成为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导致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传统的儒学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景象。其实不论先秦子学形态的儒学，还是宋明理学，都可以解释为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存在形态。

“社会”的观念:荀子“群学”的生活儒学解读——兼评“社会儒学”概念

较之20世纪的儒学研究（其实是儒学史的研究）,本世纪的儒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加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由此,儒学界甚至开始注意到＂社会＂这个概念本身的儒学解读问题。众所周知,现代汉语＂社会＂是一个外来词,原是近代日本人对西语＂society＂的翻译（しゃかい）。

审思20世纪前期古史研究中的政治扰动

历史学院教授乔治忠发表《中日两国在古史研讨上的政治扰动》（《史林》2016年第4期）一文，对20世纪前期古史研究中的政治扰动进行研究，指出：1909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1865-1942）首发否定尧、舜、禹为真实人物的论断，被称为“尧舜禹抹杀论”。从白鸟库吉坚持维护中国儒学的主张来看，这纯为学术见解，并无政治用意。但这个观点适合日本对外扩张势力蔑视中国的需求，在日本官方推动下，藉此促成了一个肆意贬低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配合了侵华战争的煽动。由于日本疑古之学被看成似乎包涵着外侵意图，致使中国20世纪前期的上古史研究，面临颇大的压力。郭沫若居于日本时期撰写4万多字的《释支干》一文，以充分证据考订中国的十二地支之称，乃来源于上古西亚十二星座。这比日本学者饭岛忠夫所言中国古天文学是由西亚传人，观点更进一步。

论儒学研究中的经学维度

哲学院严正教授发表《论经学史与儒学史的统一》（《晋阳学刊》2013年第2期）一文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深受胡适、冯友兰所创建的研究范式影响，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哲学的话语和框架来整理、评判传统儒学，虽然成果众多，但是也导致了对中国哲学和儒学的本质特性彰显不够，对传统儒学发展脉络叙述不清的弊病。学界流行的看法是，汉代和清代是儒家经学的流行时期，而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则是哲学思维高扬的时代。但是，先秦诸子时期应该称作前经学时代，如果没有六经的宏大叙事和知识背景，先秦哲学是不可能被理解和认识的；

刘宁推荐：《经学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

北宋的思想文化面貌，历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20世纪的理学研究，在哲学史、思想史的框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如何更深入地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文化生态出发，揭示理学的特质，是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本书立足“古典学术史”，从北宋经学与理学互补互动的关系出发，探讨北宋儒学的转型特点；

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

自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方克立先生呼吁＂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以来,儒学这种在20世纪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打击而命悬一线几成绝学的传统,又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不仅20世纪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而且在儒学研究过程中,除了意识形态之争从未间断之外,＂儒教问题＂争论、＂儒家伦理＂争鸣等学术讨论此起彼伏。

中国哲学“自我”觉醒的历程

《中国儒学》第1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29000字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教条主义的反思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反思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固有“话语”体系下认识中国哲学这个“自我”的某些尝试和努力。在反思的过程中,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仅仅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来研究中国哲学是不能完全认识中国哲学这个“自我”的,因此要寻找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