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澳门《CEPA投资协议》和《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在澳门签署

经国务院批准，2017年12月18日，商务部副部长高燕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在澳门签署了内地与澳门《CEPA投资协议》和《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构建CEPA框架下内地与香港间投资协议的若干思考

内地已经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缔结了投资协议,并且与台湾签订了《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但CEPA协议在投资方面仅关注服务业市场准入和投资便利化,并未就投资待遇和投资保护问题作出规定,导致内地港资享受的制度性保障弱于其他外资。内地与香港应在CEPA的框架下签署投资协议,在充分考虑两地关系特殊性的基础上,就投资待遇、征收及其补偿以及一方投资者与另一方政府间争议解决等问题做出规定。

对赌协议下的投资企业常见审计问题及管理提升对策研究--以A企业股权投资为例

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对资本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求企业发展进一步壮大,又不想经济发展受到过多限制,企业往往采取引用财务投资者的方式谋求发展。财务投资者投资目的是为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为了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企业并购风险,资本市场引入了“对赌协议”。从理论上讲,“对赌协议”本质是一种“估值调整机制”,常应用于企业并购中,投资方通过“对赌”形式,应对由于未来被投资方经营业绩不确定性所致的投资失败风险,保护投资方利益。文章以A公司投资B企业为例,分析不同对赌形式下,对赌条款设置风险点,揭示投资企业常见审计问题,并提出相关管理提升建议。

博禄作为投资联合体成员签订在中国建设特种聚烯烃一体化设施的项目合作协议

7月23日,博禄股份有限公司宣布通过战略性的联合投资模式在中国建设一座特种聚烯烃一体化设施,以促进其在核心亚洲市场的发展。由博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北欧化工组成的投资联合体已经与中国万华化学及其控股公司万融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

对赌协议法律性质和效力研究——以“海富投资案”为视角

对赌协议的效力是"海富投资案"的争议焦点。对赌协议为射幸合同,至于是否是附条件合同则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对赌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法律保护,而且是一致的。对赌协议结果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努力而非运气,因此法律应当允许对赌协议的存在。"海富投资案"中,公司与股东的对赌协议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违犯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并未违反投资领域共担风险原则,也不是借贷合同;股东之间存在的不是对赌协议,而是保证合同。法院在对对赌协议这类新型投资关系进行审理时应当区分民事审判理念和商事审判理念,使司法适应商事法律关系的灵活性。

对私募投资中“对赌协议”的法经济学思考——兼评我国首例司法判决

"对赌协议"是国内外私募投资中普遍使用的合同条款,却一直被我国证券监管部门所否定,并于2011年"海富案"中首次被法院宣布违法而无效。辨析对赌协议的合法性需引入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视角,探讨其正当经济功能和私募投资的独特财务目标。对赌协议帮助投融资双方应对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估值差异并解决代理人道德风险和激励问题。就财务目标而言,私募投资不同于债权投资和传统的股权投资,其所承受的风险和追求的投资目标均远远高于前者。另外,对赌协议并不会影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清晰,不必然损害债权人利益,也并非射幸合同,不违反我国合同法的等价有偿原则,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法合规性。

中国情境下创业投资运用对赌协议的风险防范研究

对赌协议是国际创业投资市场中运用最广泛的金融衍生工具之一,其存在既可以激励和约束创业企业家,又可以保障创业投资机构的利益,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研究了对赌协议的运行机理,分析了对赌协议应用的正、负面经济效果,结合中国创业投资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剖析了创业投资运用对赌协议的主要问题。最后,从创业投资机构、创业企业和对赌协议签订过程三个方面分析具体风险,分别提出了可操作性的风险防范建议。

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性质与合法性探析——兼评海富投资案

对赌协议是私募股权投资时普遍采取的一种契约安排,是企业融资时为获得较高估值而与投资方签订的企业估值调整协议。近期,国内广受关注的海富投资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海富投资案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赌条款的合法性,本文试图从对赌协议的概念及存在价值入手,通过分析对赌协议产生的根源,从民商法理论角度分析对赌协议的性质,结合常见的对赌形式分析其合法性,并针对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做出的判决及理由,全面剖析判决涉及的法律原理,以期对未来的研究和实务有所帮助。

风险投资领域“对赌协议”的可执行性研究

对赌协议在我国风险投资领域已有较多表现,实践中因对赌失败所引发的执行困境时有发生。本文阐明了本土背景下的"对赌协议"产生基础在于企业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分析了对赌协议在不完全契约状态下表现出的射幸性特点,论证了基于企业估值调整所进行的条款安排并不违背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和效率目标。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对赌协议的可执行问题最终需回归到对其效力的认定上。合法性、契约自由以及公司自治等原则是审视此类协议效力的重要标准。

双层委托代理下投资基金参与合作研发对赌协议设计

通过构建企业、投资基金及科研组织的协同创新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如何通过对赌协议(亦称估值调整协议)等机制设计,解决合作研发中企业、投资基金及科研组织间的逆向选择问题,同时防范合作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并通过案例研究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企业可在与投资基金的对赌协议中,将其最优市场投资在好市场环境下所获市场收益确定为目标收益,并承诺达不到目标收益就将其足够多份额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投资基金,同时,要求投资基金在其达到目标收益时无偿转让相应股份,以此将其与低赢利企业区分开来,促进合作研发达成,并最大化自身利润.

风险投资估值调整协议的实物期权价值及其应用

为了分析风险投资估值调整协议的合理应用对于风险投资活动的重要意义。本文以蒙牛与大摩等投资机构签订的估值调整协议为现实背景,凝练出了估值调整协议的特点:规避风险、达到双赢是估值调整协议的目标;不确定性是估值调整协议的基础;绩效考核是约束手段、股权是激励筹码;合理估值是实现双赢的必备条件。基于上述特点,本文构建了估值调整协议的实物期权模型,证明给出估值调整协议的实物期权价值及双赢后风险投资主体退出的最佳时机解析解,并通过算例进行了验证,最后得出了风险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是以双赢和规避风险作为其目标,并当项目价值大于约定临界值后,风险投资主体并不会长时间的等待而是及时选择合适时机退出的结论。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3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高调宣布美国将启动与欧盟的TTIP谈判（THP是“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的缩写，意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准备建立一个跨越大西洋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FTA）。目前，双方已经启动该谈判的国内程序，第一轮正式谈判将在7月开始。根据美欧双方的规划，该谈判将争取在2014年年底结束并达成协议。

不确定性条件下风险投资高收益的触发条件——以估值调整协议为视角

当使用估值调整协议时,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收益将直接受企业的盈利水平影响,而企业的盈利水平与其风险之间又存在必然的联系。为此,以估值调整协议的应用为视角,将风险投资机构最优退出时机引入风险投资参与主体收益函数,从理论上揭示并证明了不确定条件下风险投资高收益的触发条件,并得到如下结论:当风险投资机构所投项目价值的不确定性较大时,风险投资机构只能在双赢时获得高收益;而不确定性较小时,不论企业的盈利是否达到估值调整规定的标准,风险投资机构都可能得到较高收益;风险投资机构要获得高收益,所投项目价值需大于其阈值,并且不确定性越大,对创业企业的盈利水平要求越高,直至到达估值调整协议规定的双赢标准。

CEPA框架下香港对内地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

使用引力模型,利用内地七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CEPA框架下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结果表明,CEPA签署以后并没有促进内地吸引港资,但促进了香港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香港对内地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成本,随着内地廉价劳动力的减少,对港资的吸引力减弱,港资更愿意投资本地附加值高的产业。内地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应鼓励创新,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

论《TRIMs协议》对国际投资法和我国外资法的影响

《ＴＲＩＭｓ协议》作为关贸总协定所确立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规范第一次涉足国际投资领域，对国际投资活动和国际投资法影响深刻。我国入世在即，该协议必将对中国外资法直接冲击，这是个亟待研讨的课题。该文在分析协议性质、特点的基础上，就协议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协议与我国外资法的协调问题进行了有建设意义的探讨。

中国-东盟框架下国际投资法律环境的比较研究——以《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签订与生效为背景

尽管《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范围内首次创建了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规则,但其亦使该区域内的国际投资法律环境越发复杂。经比较可知,在受约束的国家行为种类、投资仲裁的可援用性,以及投资待遇等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投资保护水平都因国家、因条约而异。应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完善,并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废止此前签订的各项双边投资协议。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实施探究

在世界经济危机大背景下,中国与东盟顺利签署了《投资协议》。该协议主要对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投资促进、投资便利化等问题作出了规定。协议的实施对我国、东盟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仍然面临制度上的障碍。为了保证投资体制自由化目标的实现,我国应当立足于合作双赢目标,增强立法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合理引导投资流向,加强外商投资监管,弱化税收优惠措施,积极推行国民待遇。同时,还应当建立统一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及确定合理补偿的标准和方法。

两岸投资协议的制度创新与实施前景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海峡两岸围绕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的谈判大致经历了两会议题交换、两会准备启动但被搁置、民间酝酿重启以及实质性推进四个阶段。《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既参考了国际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的一般体例,又在充分考虑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双方投资者的关切以及协议的执行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在适用范围、投资待遇、人身保护和争端解决等方面作出了具有两岸特色的制度创新。在短期内,该协议在促进两岸相互投资方面的经济效应仍有待观察,但其有助于锁定两岸相互投资关系法律化的成果,避免两岸新增投资壁垒的出现,是逐步迈向两岸双向投资便利化的必要法律步骤。

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市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3-2018年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密集度的影响,并通过PSM-DID方法和证伪检验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对货币互换政策的金融市场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OFDI规模与密集度均有显著积极影响;预期汇率风险是货币互换协议促进我国OFDI的重要影响机制,中介传导而非调节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利率市场的影响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进一步推动国家间金融领域深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解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

与传统的双边投资协定不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是服务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性投资安排。《投资协议》为投资者及其投资提供了高水平的保护,为在中国和东盟间建立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奠定了基础。不过,《投资协议》的实际作用还受制于所得税协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