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论白居易《长恨歌》的情感指归

情绪心理学认为,感伤本质上是一种心境,是客观事物不能满足主体需要时的一种负面的主观体验,表现为一种弥散而持久的忧伤与无奈。《长恨歌》是希代之事与出世之才、多情之人在中唐的遇合,它熔铸了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时代的感伤情调,弥漫着对悲剧命运忧伤无奈的感伤气息。通过臣妾意识和死亡意识的抒写,诗人将这种世俗情感升华为审美情感,从而完成了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

从《长恨歌》到《长生殿》

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到新旧《唐书》,从白朴的《梧桐雨》到同类曲本,从洪?的《长生殿》到相关名剧,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欢录,终于成为于史有据但又浪漫永恒的中国第一爱情范式。

二胡与乐队《垓下遗恨》的结构分析

动人的旋律必须具有丰富多彩的形态和活跃的音调线条思维以及严谨的音高逻辑,而和声色彩的变化和在结构发展中的起伏消长的功能,需要不同的叠置方式和进行方式。本文以音高组织逻辑、和声的叠加方式以及整体结构等三个层面,阐述《垓下遗恨》与其他音乐作品的不同之处。

江泽民同志国防教育思想探析

本文旨在说明江泽民国防教育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且逐渐成熟的阶段 :从提出“国防教育应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 ,到提出“国防教育要作为公民的终身教育来抓” ,再到提出“国防教育必须进入法制化建设轨道”。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既取决于当时国防建设的需要 ,又与江泽民的创新理念密不可分 ,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对国防教育工作高度重视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 ,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思想和军队高素质人才培养战略的关系 。

吞吴失策 遗恨千古──浅析杜诗《八阵图》所咏诸葛亮的“遗恨”

杜甫《八阵图》诗所咏诸葛亮的“遗恨”， 隐括了三国时期蜀、吴联合抗魏的统一战线遭致破坏的历史事件及诸葛亮为此而生的千古遗恨。诸葛亮之所以事前不谏刘备东伐吴国，实因有其难言之隐。这也是诸葛亮抱恨终生的底蕴所在。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陈三立“崝庐诗”主题思想研究

陈三立"崝庐诗"是由历年省墓述哀诗组成,但它已超越了单纯的悼亡的含义,而具有特殊的"感兴"。组诗主题由父子之情述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进而拓展到家父君国、兴亡遗恨的体认,透视出历史与现实的人生大关怀。在"家国旧情、兴亡遗恨"的主题下,崝庐诗的悲感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彰显了义宁家族精神传统中"国身通一"的思想。

《长恨歌》的悲剧意识

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恨歌》,是一部带有浓厚的东方哲学色彩的命运悲剧,其悲剧性冲突集中表现在人与城市的矛盾,生命与自然力量(时间)的矛盾,女性的弱者角色和男权中心的矛盾等方面。

《长恨歌》两种译文的比较——基于诗歌翻译的标准

诗歌翻译具有基本标准和最高标准,参考这两个标准对白居易叙事长诗《长恨歌》的两个译文从"音美"、"形似"、"意准"三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许渊冲的翻译作品从总体来看比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更胜一筹,符合诗歌翻译的最高标准,为古诗翻译不可多得的佳品。

《长恨歌》“讽谕说”质疑

在对《长恨歌》主题的研判中 ,持“讽谕说”者在认识、理解乃至研究方法等方面 ,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颇。本文着重从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妄猜、历代评论家常犯的美刺原则扩大化错误以及他们对《长恨歌》主题倾向枉解三方面 ,对“讽谕说”提出了质疑 ,从而指出 ,推崇“讽谕说”者 ,是在忽视文本、背离作者本意的情况下 ,以比附、推演的方式不适地为《长恨歌》确定了“讽谕说”的主题。

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宿命意识

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宿命,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之一。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它以强烈的宿命意识贯穿始终。《长恨歌》的宿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悲剧主人公王琦瑶是宿命意识的坚持者,强烈的宿命感几乎是王琦瑶相伴一生不曾舍弃的精神特质;其次,小说中作者常常借助他人之口道出宿命思想;最后,小说中的叙述者总在恰当时刻代替作者阐发宿命观点。

湘娥即屈原 屈原即少陵

屈原作《湘夫人》抒发约黄昏而不见之哀怨,托二妃神话以寄犹冀一遇之意。杜甫步尘屈原,作《湘夫人祠》抒发湘妃祠破败荒凉之慨,借苍梧遗恨以寓眷恋不忘之意。时代变迁,湘夫人祠庙貌沧桑冷寂,杜甫落魄楚地,谒祠凭吊屈原和湘夫人。其《湘夫人祠》犹近体中《湘夫人》。屈原与杜甫似乎命中注定要走在一起,两个冤魂,抒同一情怀,悲凉之身,沉同一条江。屈原《湘夫人》与杜甫《湘夫人祠》乃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心中块磊,这是因为他们从湘妃苍梧遗恨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是:湘娥即屈原,屈原即少陵。

“奉节八阵图”的功用及建造时间略考——兼谈杜甫《八阵图》之真正含义

诸葛亮创建的八阵图是一种攻防结合的方阵作战形式,以其精巧严密而享誉天下。奉节八阵图建造于猇亭之战结束之后,即蜀汉章武三年(223)春夏之交,是一套以防御为基本功能的军事防御体系,主要为了阻止吴军西进。唐代大诗人杜甫作《八阵图》诗,其真正含义是慨叹诸葛亮壮志难酬的悲剧命运。在诗人看来,八阵图是诸葛亮杰出智慧的结晶,然而天命不佑真英雄,以如此神奇石阵却未能吞吴灭魏,实现国家统一,留下了令人扼腕的千古遗恨。

论香山《长恨歌》的文学影响

白居易《长恨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而长远:一是给戏曲、小说、诗歌的创作,在故事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艺术表现技巧等方面提供了借鉴和发挥的空间;二是一些诗句被化用,尤其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之句,启发文人创造出"梨花"与"杨妃"互喻的表达范式,成为吟咏梨花诗词中的常用典故。"梨花一枝春带雨"也被词人用来抒发离情别绪,有"梨花雨"、"梨花枝上雨"、"梨花春雨"、"梨花泪"等形态。

论唐译《长恨歌》中特质词的文化传递

唐诗中诸多词汇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意义,如专有名词、服饰名词、道教名词等等,是语际转换中的难点。因此,诗歌翻译过程中对于文化特质词的处理直接影响译文能否再现原诗优美的意境。文章以唐一鹤英译的《长恨歌》为例,具体分析了其对该诗中特质词的文化传递,指出译者应在传达原诗意义的同时,灵活处理其文化特质词,以便跨越文化鸿沟,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论“李杨爱情”张力性品格

中国古代文人酷爱历史题材,藉之表达心中悲喜。"李杨爱情"以巨大的张力性品格被历代文人咏叹,其蕴含的中国古典爱情意蕴和演绎"李杨爱情"的《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主题纷纭现象很值得关注。

《长恨歌》意蕴与艺术的谜底探究

白居易在其《长恨歌》中要表达的主题和流露出的情愫究竞包含了什么样的复杂因素,这是千年来争议不休的一个谜团。正如诸多文学家内心感觉或明确表白的那样,似乎诗人自己也无法去诠释内心种种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交织。这是由创作者因种种自身因素相互作用而共同构筑的一个心理“场”演绎的结果。本文企图从一孔窥视《长恨歌》所包含的白居易的人格结构。

一样离恨 两般韵致——白居易《长恨歌》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

王安忆遥承千年前的白居易,从创新的角度创作了与白居易诗歌《长恨歌》同名的小说《长恨歌》,但两篇作品却表现为各自不同的精神特质。其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浪漫与反浪漫的手法之别,一是为情殇与为利终的憾恨之别。

论白居易《长恨歌》中诗“情”的位移与纯化

白居易主张"美刺"的诗学观,但在《长恨歌》中这一诗学原则与诗人情感发生了悖谬,表现为《长恨歌》中诗人情感的位移。诗开头诗人对玄宗溺女色荒朝政深感痛心;但描述杨妃之死却表现出辩证的历史感,既觉咎由自取,也深感历史无情;而后描写玄宗缅怀杨妃更是充满同情,方士招魂一段通过杨妃对玄宗情感的呼应而深化了这一爱情悲剧。诗人情感的位移又是与情感的纯化相伴随的,通过情感变异和选择性叙事等策略而加强了情感浓度。

上海符号:尹雪艳与王琦瑶——《永远的尹雪艳》与《长恨歌》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在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西方资本主义渗透的双重背景下,率先走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列,上海成为作家写不尽的城市。在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与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尹雪艳与王琦瑶被塑造成象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符号。具体而言,二人的内慧外美成为摩登符号的象征,同时也成为欲望符号的表象,而在尹雪艳与王琦瑶上海符号身份的背后,是作家浓厚家园意识的表达,因此,尹雪艳与王琦瑶又成为了家园符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