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氏零度》:科技伦理的越界与人的救赎

德里罗在《K氏零度》中延续了其探讨科技与人类存在关系的主题。在该作品中,他批判了人体冷冻这一逾越科技伦理的超人类主义实践,揭露了科技滥用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德里罗通过对杰弗里等人的刻画消解了因逾越科技伦理而导致的人的物化,强调了人作为伦理主体的责任,体现了其伦理救赎思想。

唐·德里罗小说《K氏零度》的存在主义解读

唐·德里罗新作《K氏零度》通过描写主人公杰弗里的父亲罗斯和继母阿蒂斯先后选择冷冻死亡,并穿插以阿蒂斯临终前的心理活动独白,将读者注意力引向后现代社会的死亡问题,并就罗斯和杰弗里的父子关系以及笼罩全书的后"9·11"社会氛围进行了较多描述。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K氏零度》,作品是通过探讨人物的家庭关系、生死抉择和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恐怖主义等诸多话题,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焦虑,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小说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思想,达到了艺术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后现代恐惧、魔力与科技乌托邦:论德里罗的《K氏零度》

唐·德里罗的《K氏零度》延续了作者一贯对后现代文化的批判精神,试图从文化体制内部寻找解决后现代恐惧的方案。虽然作者仍是以一种复杂的心理来看待科技和信仰的关系,但是与之前相比,他在此作中对待科技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除了魔力,作者还借用通过人体冷冻实现永生这一科技设想,构建了一个科技乌托邦,寄希望于圆融科技和人性,以之为人类与科技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维范式。

囚徒困境:《K氏零度》中人与科技的非零和博弈

在传统信仰崩溃的灾难社会中,科技成为人类不得不依靠的新型救赎,但在人与科技相互合作、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为救赎自己的人们也将自身推向意义的怀疑深渊,承受着被科技背叛的风险。《K氏零度》是当代美国著名作家唐·德里罗的最新小说,呈现了人与科技合作所构成的非零和博弈中的典型模式——囚徒困境,揭示了在纷繁复杂的科技社会中人如何确认自身身份和寻求存在价值及意义。

生命·生活·生态——《K氏零度》科技伦理反思的三重观照

唐·德里罗在极具科幻色彩的小说《K氏零度》中,围绕"人体冷冻技术"引发的种种困惑,揭示了科技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偏离伦理世界的现代社会症候——生命价值日渐荒芜、生活意义逐步消解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离开了必要的伦理审视和价值反思,科技从最初的为人所用、造福人类社会的帮手,异化为控制和束缚人的冰冷工具。本文阐释并印证了德里罗对待科技的伦理主张:克服科技异化,需要让科技在伦理的审视下健康运行,重塑科技服务人类的价值属性。

从景观生活到日常生活——景观社会理论视域下唐·德里罗的《K氏零度》

在《K氏零度》中,唐·德里罗探索了当代美国社会生活如何被物化为一道消费景观,以及如何以日常生活的切身体验抵制景观权力。景观社会借助无所不在的媒介影像隐秘地操纵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当人们沉迷于景观社会的幻影时,德里罗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小说主人公竭力从日常生活的具身体验中,获得最本真的生命体验,以此抵御景观社会所造成的种种去身体化后果。

“大脑中的幽灵生命”—论《K氏零度》的超人类主体及其限度

唐·德里罗的《K氏零度》将超人类的永生幻想和鲜活的生活世界交织在一起,而其中的纽结则是后人类状况下人的主体性问题。人体冷冻技术不仅证实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而且实现了意识与身体的分离,制造出一个永恒的纯粹意识主体。主人公试图通过坚定的内在持守摆脱这一不死性的诱惑,却在同样"离身"的境遇里愈加孤独。母亲的亡灵催促着他置身于生活世界,在充满哀伤和欢欣的情感和记忆中寻回自我。这是一个既维护自主性同时又自我削弱的主体,德里罗在此表达了自己不同于传统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