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母性论思想论析

健全的人性系统应包括自然性(个体性)、社会性(父性)与母性三个维度。但历史上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了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性的母性维度。老子针对父权制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母性论命题,意在重建人心的秩序。然而,老子母性论并非仅在话语的表层区分于父权,而在于彰显母性“大爱”的品格,其既不同于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也不同于基督教背景下的博爱。老子母性论有三个思想特质:一是母性是人对自身的完全舍弃与对存在的绝对给予;二是母性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根本性的奠基作用;三是母性意味着个体对于家国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研究老子母性论的意义在于探讨人心的现代性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应体现在社会制度与人心两个层面上,后者则是现代性的真正实现。

老子德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德育思想深受当时所处经济、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是在道家学派核心概念“道”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老子的德育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尊道贵德”的德育目标、“贵柔”的德育内容、“不言之教”的德育方法。这些德育思想对于新时代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尊道贵德”启示德育工作要遵循德育规律、“贵柔”启示德育管理向柔性化发展、“不言之教”启示德育工作者要重视隐性德育工作。

论帛书《黄帝四经》对老子美学的继承与发展

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帛书《黄帝四经》是战国黄老道家的代表作。它虽主要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但散见其中的有关美和艺术的论述却是黄老道家美学思想的体现:一方面,《黄帝四经》将本体之“道”视为人的“神明”之原,而对事物善恶美丑的判断正是“神明”的功能之一,故“道”成为审美判断之基;另一方面,它在论述不同问题时提及的美丑(恶)具有不同的所指,呈现出多义性和模糊性,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人应该以实事求是、名实相符的态度进行美丑判断。此外,《黄帝四经》还认为对艺术、美色等的欣赏都与“欲”相关,但欣赏艺术、美色等并不会给国家、社会带来灾祸,带来灾祸的是对艺术、美色等的过度享乐。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战国黄老道家美学思想是对老子美学的继承与发展,它无不与政治统治、国家治理相关,其目的是实现“善治美政”,体现出现实性和介入性的特点。

得体乎?未得乎?——宋明理学对邵雍“老子得易之体”一语的讨论与争辩

伴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尊儒教、辟异端(主要指释老之学)成为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对于老子其人其学,北宋邵雍有一句评语曰“老子知易之体”,此语后被朱熹转述为“老子得易之体”.邵雍的体用论自成一系,与程朱所秉持的“体用一源”的体用论并不相同.“老子知易之体”表达的是老子得易之虚体而未得易之神用.在未深究邵雍体用论的前提下,后世儒者将该语带入“体用一源”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将邵雍之意理解为扬老抑儒.朱熹、胡居仁、湛若水、纪大奎等人对此语严加攻驳,而王畿、田艺蘅等人则各辟蹊径,对邵雍之说加以肯定.老子究竟得“易之体”与否?其人其学究竟是体用兼该还是有体无用?这些问题在理学家群体中所引发的持久争辩,反映的是学者对易学主旨、儒道优劣、皇王正道与权谋智术之关系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汪榕培与理雅各英译老庄术语“达意”之辨

老庄经典英译进程中,相去百年的汪榕培、理雅各两种英译本以各自交流性“输出”、学术型“译入”的特质成为跨文化时空性对话的英译经典。通过平行考察上述老庄两译本核心术语的英译实务,着重分析了两译者传达原典关键术语意义“达意”向度、程度上的差异,侧重阐释了两译者翻译“学术”与“普及”观念各从其类的道家英译贡献。

老子“愚人”的艺术精神

老子哲学作为道家哲学思想的代表,同庄子哲学一道,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愚人”作为老子哲学中塑造的一个特殊意象,其表现出的“愚”的精神带有深刻的艺术思想内涵。论文试图通过对老子哲学范畴中“愚”的解析,在“俗我之辨”中揭示“愚人”无知、含藏与玄同的特性,并进一步在哲学义旨的基础上,从重质朴、重含蓄和重独立三个方面,对“愚人”中所蕴藏的艺术精神进行探究,论述“愚人”的艺术精神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体现及其影响。

老子思想国际影响力提升的内生动力与传播机制——谱系理论的视角

老子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具有全人类共享的、普世的意义和价值系统,对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体系、生成国际影响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在调查中发现,在华外国人对老子思想的认知认同存在着非谱系化、碎片化等问题,并缺乏谱系化的传播机制。可依据谱系理论,分别从共享性价值谱系与多维叙事谱系两方面出发,形成老子思想国际影响力提升的内生动力与传播机制。

《老子》之“域”的辩证意蕴及张力

《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域中有四大”,“四大”分别为“道、天、地、王”,其义表明“域”包容并蕴育“四大”。《老子》强调“域中有四大”,隐约道出“域”具有可名与不可名、时空性与超时空性、有限性与无限性、本源性与人文性密切交织的基本特质及内在张力。《老子》将“王”视为“域”中“四大”之一并阐明“王”何以为“大”,即以人为起点建构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价值理路,凸显出“王”之于“域”的能动性即人的精神位格与价值位格。进而,《老子》以“王亦大”与“人法地”阐明意义世界生成的基本路径,以及“人”在“域”中的地位。历史地看,春秋以降,后世学者常以八极、无称、宇宙、空间、时空或场域解释《老子》之“域”,逐渐形成以有释域与以无释域两个基本诠释路向。

论老子的历史哲学

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其史官身份、历史意识和道论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周代的史官,老子对于三代以来的历史有贯通的认识。老子善于对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针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动荡不安,强烈批判“无道”而推崇“有道”。以“道”作为形而上的本原和依据,成为历史真正的“开端”和“根据”,亦是老子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老子对历史进行哲学化的思考,以精炼而深邃的“诗化”语言表现出来,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开拓了宽广而深远的领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映出老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老子《道德经》中的修身之道——以儒家修身思想为参照

修身之道实乃儒道两家的共同追求。从老子《道德经》许多篇章中可以看出老子对身的重视,特别是对“修之于身、修之于家、修之于乡、修之于国、修之于天下”的阐述,突显了老子以修身为本,以内圣外王为修身路径的思想进路,与儒家的修身思想本质相通。只是儒道二家在“轴心期”之后的思想流衍中日益分裂,道家逐渐走向重视身内时空的生命修炼,而倡言“修真”“修道”,弃言“修身”,使“修身”与“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儒家的专属话语。

“不言之教”的哲学意义

自柏拉图以来,知识不仅被定义为有证成的真信念,而且被看作教育的认知目标。然而,知识的定义遭遇了盖梯尔问题的挑战,这使得知识不再被看作教育的认知目标或唯一认知目标。教育领域的盖梯尔问题是指,虽然学生给出了正确答案,但是,他并没有掌握正确答案背后的科学原理,他仅仅是碰巧给出了正确答案。这个问题也被称为教育的认知运气。从教育认知运气的角度可以重新发现《老子》“不言之教”的哲学意义。所谓“不言之教”并不像陈汉生认为的那样是反对语言或者放弃语言,而是反对自以为是、故步自封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对“不言之教”的解释不仅借鉴了威廉姆森的认知主义,而且得到《老子》文本证据的支持。

辅成万物之自然:《老子》生态思想论析

挖掘《老子》的生态思想对于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破解生态危机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老子》的宇宙论服务于实践论,为实践提供模型。《老子》的宇宙论模型认为道以虚为体,以生为用,道生养万物是一种无意志和无目的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人类的责任在于知物守道,无欲无为,辅成万物之自然。面对生态危机,《老子》的启示是人类应当顺己之自然,合于天道,顺物之自然,成就万物。

王道《老子亿》之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道的《老子亿》是明代以儒解老的注老代表作之一,反映出明代儒道关系的新局面。王道以儒家之“允执厥中”来阐明老子哲学的治国理政意蕴,并进一步以儒家之“为政以德”来诠释“无为”之治的内在逻辑,由此达到会通儒道两家政治哲学的目的。对于《老子》书中“绝仁弃义”之论,他以儒家之《易》来发明“道德”与“仁义”之关系,并提出“仁义虽下于道德,而犹出于中心之实然也”,由此化解了“道德”与“仁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老子亿》中对以往以儒拒道的愚民说、权诈说、空无说等观点进行了驳斥,通过对老子学说的正名来消解儒道对立论。

老子卫生经之论析

被称为万经之王的老子《道德经》,描述了高妙玄远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其中论及到人的生命本质与养生学的一些问题,首次提出“卫生经”,它包涵形体卫生、精神卫生及人体最基本原质的气。主张“摄生”,重形(形体)轻物(名利),疏身亲物则遗害生命;注重精神卫生,神乃形之魂,清心养神,守静养神,强调形神统一,养神人不死也;倡导“专气”,气乃生之母、神之感,万物负阴抱阳,冲和之气促进神形健康,延年益寿。神、形、气三者相辅,互为作用。老子的“卫生经”既有现代养生学的基本原则,也有具体的养生方法,对我国古代养生学、生理学、病理学的形成发展有深远的积极影响,至今仍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贡献。

德州严务落子秧歌表演形态与文化特征研究

德州严务落子秧歌主要流传于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严务乡地区,是以“落子”为特色的地秧歌类民间舞蹈。严务地区与河北毗邻,当地文化受到齐鲁与燕赵文化的双重影响,因而严务落子秧歌从外在样式到动作本体呈现出“尚武重俗”的文化特征。

形神审美关系的哲学基础——以老子“有”“无”之论为源点

“形”“神”是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一组重要概念,属于艺术辩证法范畴。透过爬梳和理析“形”“神”相关文献回溯二者关系源头,无疑有益于把握中华美学精神中重“神”而甚于重“形”的传统审美观。对此问题,学界普遍基于道家之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主干性地位,将其源头定位于道家庄子。然则,透过文献分析老庄思想联系可以发现,《老子》一书中虽无明确的“形”“神”关系之论,但基于其“道”“器”关系认识生成的“有”“无”辩证关系讨论,潜在生成了形神关系的哲学基础。其中,“有”是对“器”的描述,可与“形”对应,指事物外在有形存在;“无”是对“道”的描述,可与“神”对应,指内在观念的非形在特征。进一步来说,通过老子提出的“有生于无”,进而导出中国古代偏好“神”美的文艺观念。同时,透过“有无相生”指出“有”“无”皆本于“道”的天然同质性,建立起具有诗性哲学精神的形神一体观雏形,并对后世文艺追求“形神兼备”产生了重要影响。

思想与文本:传世本《老子》首章释义

传世本《老子》第一章系《道经》之首,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在此章里,《老子》提出了“常(恒)道”“非常(恒)道”等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又分别以“无名”代指“常(恒)道”、以“有名”表示“非常(恒)道”。而在此基础上,其进一步论及“无名”与“有名”,即“无”与“有”各自范畴下相对存在的“始”与“母”这组概念,进而重点对“有”之范畴下的“妙”与“徼”,即其后曰“此两者”之所指予以阐释,最终揭示了二者同出于“玄”(“道”)而“异名”的本质关系,借此表达了“有”出于“无”的哲学观点。不唯如此,此章还从整体上展现了两个层面、共三重意涵的《老子》思想,一者“本体论”层面,即《老子》道家哲学中以“无中生有”为核心的“宇宙生成论”;二者“认识论”层面,其一是《老子》所表示“常(恒)道”之“不可知论”的基本立场,其二是《老子》提出的体认“非常(恒)道”以追求“常(恒)道”的实践途径。正是基于如上两点理论创见,其后《老子》“道论”的整个哲学体系才得以构建起来。

敦煌本《老子化胡经》的重现与早期东西方汉学交流

20世纪初,伴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佚失600余年的道书《老子化胡经》重现世间。其部分经卷的早期流布,呈现出两条线索:一条是由法国学者伯希和发现,然后提供给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并经中国学者流传到日本;另一条则是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欧洲考察期间,于大英博物馆中抄录得到,并经过王国维等人向中国学术界刊布。东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在《老子化胡经》的发现与早期流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对太极拳门规的影响

“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的精髓,对太极拳及其门规有重要影响。不同门派太极拳的门规主旨大致是相同的,可归纳为“戒骄戒躁、谦虚恭敬”“清心寡欲”“持之以恒”“尊师重道”“忠孝爱国”等。“道法自然”落实到人的践履实践中,是以“无为”“不争”“守弱”等为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对太极拳理论体系和技、战术有重要影响,对太极拳门规中的“谦虚恭敬”“清心寡欲”等观念形成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道法自然”之践行过程“慎终如始”,体现在太极拳门规中为“持之以恒”观;“道法自然”命题本身也是一个发生意义上的教育学问题,可以延伸为“以道为师”,这一理念是太极拳门规“尊师重道”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批判及其意义

王夫之对老子思想总体上持批判态度,这主要体现在紧密相联的两个方面。一是老子的哲学观。王夫之认为老子哲学的致命缺点在于道与物的分离,其次老子的动极必返及道用其弱这二者有其局限性。二是老子的社会观。老子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无所事事而待物自成,它抛弃了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毫无社会责任感的冷漠与自私。不仅如此,老子在处世中,多有“机诈”之心。王夫之力图还原老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对其优缺点作了较客观的分析,尤其是对老子思想缺点的认识,在老学史上最为深刻和系统,对其批判也最为彻底,这对于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由空谈心性命理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