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V了之”的历时演变及其语义倾向的同现成分

“一V了之”始见于明代,但北魏就出现了语义倾向和语用功能与其类似的“一N了之”。可能由于V更符合“了之”动作性事件表达的要求,因此,自清代、民国始,“一V了之”逐渐代替了“一N了之”且使用日趋频繁。从行为主体与评说者的双重视角看,该框式的语义倾向颇为丰富,但同一视角中,其语义的双重情感态度实现一般只存在于行为主体视角的四种语义倾向中。从句法层面看,“一V了之”的语义倾向往往能在句法组合上得到相应的虚义前置状性同现成分如副词、连词或非行为动词的验证。

《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评点者冯喜赓生平、著作及交游考述

清代河南学者冯喜赓是《聊斋志异遗稿》的编纂者和评点者之一。通过新见冯喜赓别集《墨梦斋诗文全集》可考索冯喜赓的生平及著述,为今人解读《聊斋志异遗稿》“虞堂附记”提供新的启发。《墨梦斋诗文全集》所载冯喜赓与《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评点者段■、胡泉的交游诗文,以及首次发现的冯喜赓撰刘瀛珍祭文《祭刘十仙舫文》,不仅有助于段■、胡泉、刘瀛珍的生平研究,亦是反映《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刊行背景的重要史料。

翟理斯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在《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首先,他于1880年翻译出版了《聊斋志异》首个英译本,该译本出版后在西方代表蒲松龄达一个世纪之久,成为《聊斋志异》的经典英语译本;其次,他在自己编撰的、在英语世界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学史》里用大量篇幅对《聊斋志异》作了介绍。所有这些都推动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聊斋志异·夜叉国》的佛经渊源及中外民族融合内蕴

佛经故事中的夜叉,写出了儿子伴随人类父亲与夜叉母亲生活,有了爱美向善之心,逐渐向先进、强势文化靠拢的成长过程。蒲松龄笔下的海外"夜叉",是有等级关系的社会组织。他们能与中原来的徐郎聚处如家人,颇具人性人情。基于"华夷之辨"观念看待海外"异类",蒲松龄也把南洋群岛土著居民"意识形态形象"化了,这也是蒲松龄不能完全超越的创作心理定格。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百年传播(1842—1949)

本文以各种史料为基础,对建国前《聊斋志异》的百年英译历程做历时性描述研究,同时从共时的维度宏观分析翟理斯译本出现前后的两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并从深层接受心理的维度诠释《聊斋》在英语世界得以经典化的成因。作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典范,《聊斋》在英语语境中的经典化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但也让我们对英语世界普遍存在之东方想象导致的文本误读进行反思。

小兽伏虎故事的域外来源及异国情调

清代小说屡述小兽驱虎、杀虎的故事。唐宋元明人笔下已写到小兽食虎,以假虎烘衬真虎之威,往往以“大兽”(虎豹熊象)为参照,突出小兽(狮子)的某种独特之处。值得关注的不是古已有之,而是母题所昭示的那缕缕引人入胜的“异国风光”。远国贡兽,被认为是外夷借此向中原示威挑战,明代则被表现为向中原王朝称服。《聊斋志异》以此突出“虎”在“小兽”面前的懦弱,是蒲松龄民族意识的曲折表现。

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与可能性对比

《红楼梦》中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是《金瓶梅》中李瓶儿出丧。表现在相似的临终嘱托、棺木越规、僭越规矩等。而《聊斋志异》中金和尚出丧是前二者的过渡环节,即变繁琐为简练,变自然撷拾为理性归纳的中间环节。金和尚和秦可卿的相似之处是:都出身微贱;都生活在不合礼法的氛围中;二者都有异姓儿;作者对他们的丧事描写都采用了春秋笔法。曹雪芹笔下跟秦可卿出丧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能是贾母之丧。秦可卿是辈分最低的重孙媳,贾母是辈分最高的老祖宗,身份形成强烈对比;秦可卿之丧在贾府极盛时,奢华无限,贾母之丧在贾府败落时,寒酸异常,丧事规格形成尖锐对比。从现存脂评找不到曹雪芹写过贾母之丧的痕迹,但没写过不等于没打算写。根据前八十回的蛛丝马迹推测,曹雪芹笔下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贾母去世时,贾府大厦已倾,贾母不仅不可能有风光大丧,甚至棺木都成了问题。这时,刘姥姥登场,出钱葬贾母并用二进大观园时的贾母赠衣为其装殓。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为这样的描写预埋了伏线:刘姥姥跟贾母有着非同寻常的“天上缘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打秋风者,二进荣国府因跟贾母投缘,变成贾母的贵客和“老亲戚”;贾母和刘姥姥的依依惜别,很像是贾府败落时刘姥姥葬贾母的伏笔。当年贾母惜老怜贫,刘姥姥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帮助贾母本人和她的家族。贾母能入土为安,跟秦可卿当年提醒凤姐安排祖茔有关。这样一来,贾母之死和秦可卿之丧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合情合理的对比,就小说构思艺术而言,顺理成章。

《聊斋志异·八大王》的西域传说源流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八大王》写的鳖宝故事与动物报恩母题、佛经龙女报恩母题和"胡人识宝"母题有密切联系。鳖宝具有聚宝和发现宝物功能。中国古人对于鳖宝的信奉以及宝贝观念的形成,深受印度民间风俗及西域外科医术、佛经海洋聚宝观念等的影响。

建国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及其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学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投入到经典作品的外译之中,《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进一步传播乃至经典化就是这样语境的成果之一。《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从此前英美等国汉学家的单方努力转变为国内学者和翻译家与国外翻译家和汉学家们的共同推进,其在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走向纵深。本文重在考察1949年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及其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路径,并对当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献言献策。

《聊斋志异》巨鼋母题渊源及生态美学意蕴

唐宋时代生态环境渐趋恶化,大鼋叙事偏重大鼋向救己恩人报恩;佛教果报思想影响大鼋化为人形报复。明清小说热衷表现勇士搏杀巨鼋;大鼋对捕杀者的报复富有智慧和幽默感,站在水族立场上控诉捕杀罪行,让捕杀者感受被宰割的恐惧,注意表现巨鼋威能。《聊斋志异》遭中巨鼋吃人,被人复仇,其捕钓方式、诱饵品种都直接来自宋人传闻;清人大鼋传说还进入到治河故事中,报恩成为对巨鼋能力的实用性期盼;食鼋者遭厄运的共同点是,或杀戮过多,或见死不救,因而咎在自身。

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社会文化意识研究

翻译是基于一定目的的改写与操控。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行为,翻译活动始终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框架,选取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为个案,把译本置于译者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翟理斯在文本选择、文本改写和翻译策略选择等方面有所影响。

论《聊斋志异》中的“限知视角”叙事——兼论中国文言小说视角控制技巧的演进

中国文言小说传统中,随着叙事由散漫走向精致,以晋宋之际的《白水素女》为标志,形成了一种"聚焦"叙事技巧。唐人沈既济《任氏传》为狐女任氏作传引入两位视点人物以展示人物事迹的方式,不同于以往史传文中由作者直接讲述的方式,标志着中国文言小说已发展出视角控制技巧。蒲松龄《聊斋志异》发挥这一技巧,发展出纯粹的"限知视角"叙事艺术。从对《黄英》《王货郎》等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限知视角"在《聊斋志异》长篇和短篇的叙事中已经广泛运用,获得了曲折含蓄而洁净明雅的叙事效果。视角控制技巧在古代作家那里主要借助对小说文本领悟而传承。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是被高度理想化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是美和爱的象征。中国悠久的狐女文化的滋养,尤其是在唐传奇《任氏传》中任氏原型的直接启示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美狐形象。在明末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并表现出爱情的坚贞性和执着性的情狐形象。蒲松龄嗜好搜神猎异的个性禀赋,使他选择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构思,从而塑造了一批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狐性的狐女形象。

从跨文化翻译视角看《聊斋志异》两个英译本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聊斋志异》翻译的关键是看如何在读者可接受的范围内准确传达出中国风俗,传统和典故等文化信息。本文以跨文化翻译的视角出发,对国外译者译本(翟理斯和马尔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在文化信息处理上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并试图研究跨文化翻译角度在中国古典文库翻译中的导向作用和重要意义。

何守奇及其《聊斋志异》评点——以北大藏本《批点聊斋志异》为中心

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清刻本《批点聊斋志异》,堪称目前研究何守奇评点的最佳版本。其中的何守奇序为首次发现,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南海县志》周星聚小传记有何守奇刊行《竹里文稿》的信息,这有助于填补何守奇生平研究的空白。何守奇的《聊斋志异》评点,可从人物、情节、语言、细节、章法几个角度进行系统归纳,"好奇"是其最主要的特质。

列维-斯特劳斯与意识形态批评——以《聊斋志异·乐仲》为案例的分析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一条通往意识形态批评的路径。这条路径的开辟需要将结构主义分析中的逻辑张力解读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从而把结构无意识转化为意识形态斗争所造成的压抑的结果。运用这一方法解读《聊斋志异·乐仲》,可以看到,在该文本的深层结构中包含着肯定欲望与否定欲望、肯定母子血亲与肯定父子血亲两组矛盾,这两组矛盾之间存在着既是矛盾的又是可置换的关系。小说从佛教禁欲思想出发对欲望的否定在这里表现为对母子血亲关系的削弱和对父子血亲关系之权威性的巩固,它可以解读为是作者对封建伦理矛盾的一种无意识的和想象性的调和。

科技史视阈下《聊斋志异》的独特研究价值

《聊斋志异》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文学巨著,还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科技博物全书,其中包含了诸多气象灾异记录、动植物博物信息、传统中医医药学、花鸟种植养殖技术、清朝前期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科技信息,其科技史学的价值不容忽视。从科技史视阈重新解读《聊斋志异》,梳理其中的科技史料信息并进行现代化的解读,从社会背景、气候环境等客观因素和作者自身的主观因素两方面分析其创作动因,亦是对这一著作多层次价值内涵的再发现。这对中国古代志异类小说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聊斋志异》的图像传播——以《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的刊行及其插图演变为中心

《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插图应是目前已知材料可推断的《聊斋志异》图像传播的起点。之前被认为较早出现的清宫插图(实为《聊斋图说》)以及分类广注绘图《聊斋志异》皆晚于图咏本。《申报》的诸多史料,能够反映《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刊印、发售、遭遇盗版等一系列早期传播状况。图咏本插图的后期演变,出现了面向大众的简率因袭趋势,以及以《聊斋图说》为代表的精美路线。此外,民国时期的漫画,以及建国后的连环画,都是图咏本插图之后,《聊斋志异》图像传播的重要补充。

《聊斋志异》中的饮茶礼俗及茶文化文献

《聊斋志异》494篇中有35篇涉及茶文化,其中"茶"字共出现39次,"茗"字共出现22次,蒲松龄的小说创作与伴随饮茶习俗的故事搜集有关,《聊斋志异》中出现了许多茶名、茶具和民间茶饮礼俗,多方面体现了平素交往之中的文人以茶会友。小说中还出现了宫廷茶饮想象、宗教茶饮,古老茶国的民族性情之光也在其中微妙地闪烁,其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民俗呈现功能,并且多方互补呼应,称得上是古代重要的茶文化文献。

浅析《聊斋志异》中“情痴”形象的审美情趣

在《聊斋志异》的爱情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大批“情痴”形象。这些“情痴”志痴情笃,行为放荡不羁,蔑视权贵,敢于同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作斗争,热烈而诚挚地追求建立在“知己之爱”基础上的自主婚姻。作者赋予了“情痴”以崇高的审美情趣,使他们成为后世爱情故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