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TRIPS协定》条款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变异及应对策略

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后《TRIPS协定》时代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又一举措,由此所产生的超《TRIPS协定》条款使得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被变异,难以实施。当药品试验数据专有权或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造成障碍时,立法上应明确其冲突解决方式,有利于避免今后我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受到不利影响。

国际法视角下知识产权与人权关系之探讨——以《TRIPS协定》为中心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对土著人民权利的关注和《TRIPS协定》的实施使得"知识产权与人权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国际人权条约相关条款的历史解释和文本解读表明,知识产权不是人权,而是人权实现的工具。作为国际法上的制度冲突的突出表现,对《TRIPS协定》与人权国际保护冲突的表现、原因及其解决途径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有助于促进缓解国际法碎片化问题的研究。除了能够对《TRIPS协定》的变革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外,"知识产权与人权关系"研究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TRIPS协定》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国际实践及我国的改革之路

为应对全球严峻的公共健康形势,《TRIPs协定》构建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立足本国需要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上均有所实践。为切实提高我国药品可及性,保障公共健康,我国应坚持"慎用而善用"的指导思想,实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法律规范体系化、科学化,扩大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启动主体范围,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事由,明确许可使用费标准。

《TRIPS协定》执法条款——由中美知识产权执法案谈起

《TRIPS协定》以WTO一揽子协议为依托，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最低标准。中美知识产权执法案作为第一起直接以违反（（TRIPS协定》执法条款为诉由并交由WTO争端解决机构审结的案件，引发了国内外对执法条款在整个WTO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的重新审视。

更多灵活性应对公共健康危机——WTO就公共健康问题修改《TRIPS协定》的决定及《主席声明》

2005年12月6日,WTO各成员一致通过了修改WTO《TRIPS协定》有关公共健康条款的决议,这是多哈发展议程启动以来到目前为止唯一经部长级会议确认的重要成果。修改后的《TRIPS协定》允许不享有专利权但已获得强制许可的国家以较低廉的价格把受专利保护的药品出口到没有或缺乏生产能力的贫穷国家。此项修改决定是《TRIPS协定》为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提供的一项重要的灵活性,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专利法》的修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将该决定和TRIPS理事会主席所作的《主席声明》翻译如下,供国内有关机构研究时参考。

《TRIPS协定》框架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规则的比较研究

《TRIPS协定》是目前世界上实行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标准,药品的研发技术、生产配方及工艺流程被赋予专利权保护后,药品价格因专利独占而变得高昂,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实施《TRIPS协定》中的强制许可。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对于强制许可规定的现状以及相关法律做比较,结合我国的实施情况,提出了在专利法中增添有关“公共健康的药品的专利强制许可”规定等5条具体建议,旨在有效解决我国实施强制许可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论《TRIPS协定》对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影响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并一直不断地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进我国自身经济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并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改革开放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为了满足WTO对其成员设定的各项要求,从而更好地履行WTO框架下的各项国际义务,我国也根据WTO的各项相关制度,对自身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对于我国著作权立法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TRIPS协定》的一些重要规定直接对我国《著作权法》等法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修订或起草起到了指引作用;另一方面,在我国与其他WTO成员尤其是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中,对《TRIPS协定》的解释与适用,也使《TRIPS协定》间接推动了我国著作权立法的改革。本文将从上述两方面展示《TRIPS协定》对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影响,并尝试对这些影响作出评价。

知识产权保护的安全例外研究由《TRIPs协定》第73条展开

《TRIPs协定》第73条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安全例外进行了规定。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下,《TRIPs协定》第73条并无太大的适用空间。但随着国家安全范畴的扩大,对《TRIPs协定》第73条的理解也需进行调整。对于国家安全例外,《TRIPs协定》从一般原则到具体制度均有适用的空间。"卡塔尔案"引起了国际社会就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关系问题的激烈讨论,其中就包括安全例外条款的援引问题,还涉及到是否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TRIPs协定》第73条的性质、争端的具体性质等问题。《TRIPs协定》第73条的适用应当遵循自裁决原则,但同时也要对其进行限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我国应当从国家战略层面关注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相应的法律和政策调整。

《TRIPs协定》执行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以“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案”为例

与传统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相比,《TRIPs协定》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处理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执法问题,规定了数量众多的执行条款。"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案"不仅是第一个直接涉及《TRIPs协定》执行条款的案件,而且也是多边贸易体制历史上第一个直接涉及刑事指控的案件。该案裁决不仅澄清了《TRIPs协定》某些重要执行条款的解释和适用,而且对于该协定其他执行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必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践以及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WTO 多哈发展回合关于《TRIPS 协定》的谈判和中国的参与

在 WTO 多哈发展回合有关《TRIPS 协定》的谈判中,就公共健康、地理标识、对传统知识和民俗的保护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问题,各主要谈判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中国积极参与了全部谈判,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TRIPS协定》对中国医药卫生工作的影响

中国历经15年的艰辛,终于加入了世贸.此举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循环之中.今天的中国终于跨进了世贸组织的大门,并开始切实地体验它.

论我国刑法适用《TRIPS协定》之二元选择——从规范与价值视角解读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在国际社会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大局下，本文分别从规范与价值的角度阐述我国刑法如何构建自身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衔接《TRIPS协定》等国际准则，以及如何促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发展。

东盟国家晚近植物品种立法价值取向研究

东盟六国晚近陆续颁布了以育种者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的《植物品种保护法》。由于除新加坡外,其他东盟国家均是生物技术力量薄弱、未开发植物遗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国,上述立法将使这些国家所保护的植物品种主要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本国农业研发受到窒息、本国植物遗传资源流失,而此类立法所带来的利益却极为有限,因此,东盟国家晚近植物品种立法的育种者利益最大化价值取向整体失当。

传统知识保护之争中的非政府组织

由于世界性非政府组织对传统知识保护问题关注不够且与传统知识持有人之间存在摩擦、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又受到数量不多、经费不足的严重制约,故在协助发展中国家推动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方面,非政府组织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议题表述模式研究,鼓励本国的土著、本土社区组建非政府组织并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经费的"开源"与"节流"。

论盗版的刑法规制——从国际条约的履行到国内立法的完善

我国加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后,针对不断增多的盗版行为,如何在履行国际条约基础之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保护制度,成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盗版犯罪认定存在客观标准过高、标准不统一、保护对象不充分、主观目的要求缺少合理性、刑罚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等一系列问题。加强盗版的刑法规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著作权刑事保护立场,立足于著作权人的损失而不是侵权人的收益;降低盗版构成犯罪的客观数额标准;扩大著作权刑事保护对象,将严重侵犯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行为纳入著作权刑事保护范围;区分有营利目的和无营利目的的盗版行为并规定不同的犯罪成立客观数额标准。从刑罚上加大现有刑罚适用范围,提高罚金刑标准,扩展打击手段,增加其他刑事救济措施,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惩治功能。

浅析我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一、原产地名称和地域标志制度的国际保护 所谓原产地名称指被用来标示产于其境内的某种或某些产品的地理名称,而这些产品的质量和其他特征完全地或主要地取决于该地区的地理环境.

WTO“公共健康”最后法律文件简评

为缓解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疾病困挠,又无生产相关药品专利的危机,世贸组织就相关问题举行了谈判,并通过了《TRIPs 协定与公共健康宣言》,为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生产急需药品提供了临时性的法健保障,同时也为这些国家获取相关药品提供了途径。

WTO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问题

针对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多发的情况,原有TRIPS协议中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需要进行修改。在多哈《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宣言》中,允许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遇到大面积流行病,可以进口仿制药品,让危机中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获得救命药品。在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和对公共健康的保护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将是新一轮WTO议题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