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总集五种叙录

《诗家鼎脔》、《宋诗拾遗》、《宋艺圃集》、《宋十五家诗选》及《圣宋高僧诗选》等五部宋诗总集或选优,或存诗,各有特点,各具气象,有着文学与文献的双重价值,亦颇多局限与不足。前四部宋诗总集分别为宋、元、明、清四朝人所编,反映了不同时代编者的艺术追求,后者则为两宋释子的诗选,于宋代佛教文学研究不无裨益。

宋代笔记与诗词关系探论

宋代文学的翘楚是文言散文,笔记又属散文中的大宗。梳理宋人笔记与其诗词作品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客观全面把握宋人诗文创作、理论批评的特点,避免因局限于一类一体的考察,而忽视对作家的整体性观照。爬梳大量现存宋代笔记和代表性文士的诗词创作情况,探析诗话与词话生成演进的文学史历程,剖判诗词与笔记文类交涉的概貌,可以发现,笔记是诗词作品文本的渊薮,能够据此校勘异文,勾稽本事,作为文献之宝库;更进一步,笔记也与诗词批评专著的生成交涉甚深,诗话、词话的成立,实源于笔记的孳乳,是笔记诞育了这一从著述体式到内容题材都极富中国文学批评特色的典型形式;另外,“以笔记为诗”“诗化笔记”,彰显出二者文体互渗的审美取径。

简论清代的苏诗选录

文学选本是从事文学研究、宣传文学主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清人所编的重要宋诗总集均大量选录苏诗，且多选七言古诗，少选政治诗，可见其推崇苏诗的共同倾向。然从各自不同的诗学主张出发，他们对苏诗内容、体裁与风格的取舍又同中有异，表现出清人审美趣味与接受宋诗的差异性。另外，囿于某些狭隘的诗学观，其选录苏诗往往有失误、失眼处。

扬之水《诗经》研究小议

扬之水近年基于"名物新证"的《诗经》研究方法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由《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两部著作,可以看出扬之水研究中继承的前人观点主要为"《诗经》反映社会背景""《国风》非出于民间"及"《诗经》内容与周代礼制息息相关"三点。在研究方法上,扬之水采用考古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但也并未忽视文学性考察,这是其研究长处所在,而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则与过于零散琐碎、不成系统等"名物新证"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唐人张旭的《桃花溪》一诗因被选入《唐诗三百首》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本文认为此诗其实是宋人蔡襄之诗，诗题作《度南涧》。主要证据有二：一是所谓张旭诗首见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事实上它早见于王十朋所编之蔡襄诗集，其版本确实可靠，其内容也与蔡氏行迹完全相合。二是蔡集中与此诗同属一组的另外两首诗的蔡襄真迹在后世曾经多位书家鉴定，故此诗应出于蔡襄之手。后人在评论此诗时常因它误作张旭诗而称之为初唐或盛唐风格，可见事实上唐宋诗风格之分并非判若泾渭。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选注特点述论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内涵,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教学意义,是一部经典之作。该书以编选注释的方式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唐宋诗的整体风貌,从内容、体例、注释、评点等方面,多元化地呈现了唐宋诗的演进,同时也体现出高氏的治学思想和爱国精神。此书力求突出唐宋诗之“要”:选诗以抒怀感事、叙事写景、边塞征战、送别酬赠、行役游宴、登临怀古、山水田园等内容为主,旨在呈现丰富的样态与深厚的情志,有益于教学和引导青年,涵养其健康明朗、积极向上的情志思想。注释比较侧重对作家生平仕历、作品本事、历史事实、地理沿革、典章制度的笺释;而且以集评的方式,辑录历代诗论家的见解,斟酌损益,择善而从,既重诗旨之读解,又突出对诗歌结构的笺释。这样的体例安排,有益于诗歌的读解,拓宽了学生的阅读视野,示以治学门径,且彰显诗歌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强韧的生命力。同时体现了编者以学术为第一要旨、“行不违其所学”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