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概念到文学文体的迁移——文类语境下古代小说的演进逻辑

先秦至汉代,小说是一种学术概念;汉末至唐,小说是一种广义的文类概念;由宋至清,小说不仅是一种文类概念,更是一种文体概念。这三种小说概念的演进契机是时代与文风的丕变。在中国古代的文类语境下,概念小说通过向各散文文体的迁移,最终形成了小说的各种子文体:向笔记文体迁移,形成了笔记体小说;向杂史杂传迁移,形成了传记体小说。这是古代小说在中国古代文类语境下的独特演进逻辑,也是小说文体在演进过程中自我扬弃、创新的本质体现,这对于我们思考古代文学中其他文体迁移现象或有启示意义。

文明的求索:晚清民国思想史中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是晚清民国思想史的主旋律。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遭遇发轫于西欧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国在文明冲突中通过文化传播而采纳融合现代文明。面对现代文明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民族精英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改革实践和思想探索。“洋务”、“富强”、“维新”、“新民”、“革命”、“文明”、“新文化”、“西化”和“现代化”这些新观念的递嬗,呈现了晚清民国思想史上早期中国现代化理论形态的曲折演进。从晚清“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到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对“文明”与“文化”、“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分辨,表征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理论形态的趋于成熟。

《訄书·清儒》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二重奏

重订本《訄书》所收《清儒》篇,是现代清学史的开山之作,已有研究大都采取单纯的学术史视角,而没有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体系之中,因此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不但体现了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敏锐洞察力,它更是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单讲学术史,此前研究也忽略了《清儒》中隐含的文学与经学、文士与经儒的对立叙事,如果由此视角进入,既可以观察到乾嘉以后学术的独立性和学者的专业化倾向,更会发现,章太炎借由强调这种对立,完成了对儒学与经学的裂分。由此章氏解构了政治性的旧儒学,而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新经学。而这一工作进一步的思想方向则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再造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章太炎是五四学人的先导。

媒介视角下的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2017—2023

本文梳理了2017年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轨迹。研究发现,自2017年学界开始尝试以媒介作为新闻传播学独特学科视角以来,无论是传统的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还是新闻史和媒介史研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媒介理论转型。其中,又以媒介物质性与媒介本体论的理论叙事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这一系列的学术成就似乎在提醒我们,应以本土媒介实践为抓手,为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创造新的阐释空间与对话可能,从而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变迁及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优化完善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政策,通过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最大限度地将其凝聚于党的周围,为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在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加强知识分子管理以及加强党外知识分子系统教育培养等基本经验。新时代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一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把知识分子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来抓;二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制度优势和效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三要贯彻落实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政策,激发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力量。

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及其典范意义

全面评介方以智思想,是侯外庐后期学术研究的焦点。经过他与其学术团队的持续努力,方以智被遮蔽近三百年的思想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恢复了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哲学地位。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既具有《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又存在自身特色。不仅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深刻剖析方以智生平悲剧的矛盾根源及内在思想张力,而且以宏通的世界历史眼光,在中西启蒙思想的对比评价中,赋予方以智思想以世界性哲学意义。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业已成为历史,固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他在研究中贯彻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来建立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在今天仍能予人有益的启发。

论《儒林外史》中的另类侠客形象

《儒林外史》中萧云仙由侠而官之变,沈琼枝反抗强暴之逃及凤鸣岐仅凭个人喜好之救历来备受争议。他们是吴敬梓对传统侠客形象的解构和重塑,是难以归置的另类侠客形象。这组另类侠客形象实际承担着独特的叙事功能,不仅有助于深化叙事主题,还形成了作品的对称叙事结构,且调整着整体与局部两个层面的叙事节奏。他们作为涉及公案情节的中心人物,使小说中的公案因素增加;他们对待官吏的态度以配合为主,从而呈现出“侠”与“官”的组合现象,可视作近代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前驱。在《儒林外史》的次要人物群体中,这组另类侠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体育哲学的历史发生、学科贡献与时代使命—全球思想史的探究视角

从全球思想史的视角分析总结世界主要国家体育哲学的学科形成、思想的相互迁移与融合以及对体育学的学科贡献。发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完成了体育哲学学科化的初步建设,并呈现逐渐融合与迁移的学科形态,这些研究为体育学奠定了研究的逻辑起点,为体育意义的阐释提供了多元视角与方法论视域。认为:为突破当前体育哲学的研究瓶颈,应基于全球思想史的演变谱系,明确体育哲学对于体育科学建设真正的价值与作用,积极探寻自身特有的知识类型与核心,从身体知、体认、身体显现论等具身认知范式出发,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元实践哲学”融合,使体育学摆脱无学科知识核心的“洋葱交叉学科”困境,从体育的知识核心——训练学、裁判学、竞赛学延伸并探讨其他支脉命题,以体育新问题、真问题为创新导向,进而为体育学科本身逻辑的锚定提供有力支撑。

“边界之争”:重申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

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实现“思想性”和“历史性”的有机结合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界着力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关联着思想史的身份是否具有合法性。通过对思想史研究身份认同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考察,并借助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实例,对思想家文本展开精细解析,由此,今后的思想史研究或将能够实现“思想性”与“历史性”两者融贯结合,创造出鲜明的研究范式,化解目前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确立起思想史这一“身份”的合法性地位。

中国近代政体变革的知识化方案——基于清末民初“国民必读”类读本的历史观察

本文将清末民初“公教育”架构下出现的各类不同国民/公民读本还置于它们原初的历史脉络中,讨论了有关近代国家政体变革的早期知识化与普及方案。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类不同目标在近代中国作育国民的“公教育”方案中皆有体现,从县、省到朝廷相应组织编纂的各类国民/公民读本各有脉络,它们对近代国家转型的政体变革方案进行知识化的路径也并不一致:有的侧重政治认同,有的则偏向参与共同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常识。从清末至民初政体变革与国民教育的发展来看,近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知识化是在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两个框架下展开的,在新的三级制学堂体制内走向了普及化与专业化,在旧有的社会教化宣讲框架及日用类书出版传统中完成知识下渗与常识化。这与现代西方及明治日本主要由近代大学制度与政治学专业团体、期刊主导的政治学学科化有很大区别。这一历史脉络构成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发生发展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本土语境。

中国古代对瞳神认识的发展小史

瞳神是人体眼睛的重要生理结构之一。中国古代对瞳神的认识是一个在整体思维影响下逐步发展、深入的过程。唐代以前是古人对瞳神基本认识的形成阶段,《黄帝内经》运用藏象学说阐述了瞳神的基础理论,为后世认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且瞳神灵性观念影响深远;唐宋时期,中医眼科吸收外来文化中的“轮”模型,融入本土理论而形成的五轮学说,发展了瞳神的理论建构,且此时期对瞳神的视觉功能有更进一步的认知,并发现瞳神可变化大小的生理现象;明清时期,广义瞳神概念被提出,其结构认知更为立体化,同时对瞳神与其他脏腑的关系也有所更新。

不孝的孝子与归隐的仁人——略论《儒林外史》中王冕的艺术形象

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吴敬梓以心目中理想儒士的标准塑造了王冕这一孝子、仁人的艺术形象。吴敬梓以明线的形式描写了王冕的种种孝行,但为了让他保持人格的独立,却又让他背负了儒家“大不孝”的恶名,成为一个“不孝”的孝子。吴敬梓又以暗线的形式叙述了王冕成长为仁人的过程及完成了以“道”援天下的神圣使命,但由于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欲做一介草民亦是不能,名闻天下的王冕为了独善其身,只能选择归隐山林。“不孝”的孝子和归隐的仁人这一复合形象,揭示出作者吴敬梓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悲哀。

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析论

围绕《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二战后日本社会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日高六郎是日本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和评论家,在战后活跃于日本社会并频繁发表评论。日高始终保持着对和平宪法的关注,提出了“第九条”信号说及和平宪法二重性论,形成了具有人类主义及二元调和性特征的和平主义宪法思想。近年来,日本自民党政权致力于修改宪法,试图恢复军事力量,对日本乃至亚洲的未来将产生重要影响。研究日高六郎和平主义宪法思想,既可充实战后日本思想史研究,也有助于深化日本和平主义研究。

以编辑为核心的近代中国出版史——读《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晚清民国至共和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与工业化出版》

高哲一的《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晚清民国至共和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与工业化出版》一书以编辑为核心来阐释近代中国出版史。此书基于结构—功能框架,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社的编辑部门和编辑活动进行考察,提出工业化印刷对多样化大规模文本产出的需求,决定了近代出版机构编辑部门中的生产动态。同时成功运用出版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展现出编辑群体从晚清到共和国时期的动态演变过程。本文对全书的各章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梳理,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此书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意义,并指出书中若干论证薄弱之处。最后,本文指出,近代中国出版业本身是外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作者所具有的中外比较视野,正是此书取得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四史”宣传教育引领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不仅是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需要,更是推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正确履行职责使命的需要。新形势下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四史”宣传教育,要重视内容建设,开展宣传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工作思维方式;还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

中国旅游地理学家口述史研究(Ⅱ)——杨冠雄先生的学术人生与学术思想

我国现代旅游地理学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40余年的发展其理论框架逐步完善、研究方法日益成熟、技术手段不断革新,现已成为地理学中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文章基于口述史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的重要开创者杨冠雄先生的学术成长历程、旅游地理学研究实践经历、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回顾。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杨冠雄先生学术成长历程丰富而扎实,并在旅游地理实践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旅游地理学科组织(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旅游地理学科组),主持多个旅游科研项目,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杨冠雄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中形成了“胸怀祖国,达济天下”“严谨治学,勇攀高峰”“刻苦钻研,精益求精”“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学术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旅游学科高质量发展凝聚了磅礴力量。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发展脉络,而且为旅游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口述”的新视角。

中国旅游地理学家口述史研究(Ⅲ)——孙文昌先生的学术人生与学术思想

中国旅游地理学科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学人通过不懈努力、开拓创新,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文章基于口述史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孙文昌先生的学术成长经历、旅游地理研究历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并对孙文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进行了整理。通过研究发现,孙文昌先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创办了著名的旅游院系(青岛大学旅游系)和全国性学术共同体组织(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对旅游地理学科体系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和实践。在长期探索中,孙文昌先生形成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学科交叉,兼收并蓄”“重视人才,海纳百川”等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成为留给学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旨在为全面理解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发展脉络提供一个棱镜,为中国旅游史及旅游学术史研究提供一种基于“口述”的新视角。

中国旅游地理学家口述史研究(Ⅰ)——郭来喜先生的学术人生与学术思想

旅游地理学是我国现代旅游学科体系中历史最为悠久且最为活跃的分支学科(领域)之一。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内地发轫以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旅游地理学现已基本确立起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并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基于口述史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郭来喜先生的学术人生进行了系统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郭来喜先生学术成长经历丰富,在旅游地理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奠定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坚实基础,并且积极关注社会与现实问题。郭来喜先生的学术人生包含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力学不倦、精进不休的进取精神。本研究旨在为全面理解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发展脉络提供一个棱镜,为中国旅游史及旅游学术史研究提供一种基于“口述”的新视角。

技术思想史何以可能?——从《技术与文明》看芒福德的编史方法

芒福德是技术史学科的先驱,他的代表作《技术与文明》在编史学方法上有深远的启示意义。他的编史学方法可以阐发为“技术思想史”,与“科学思想史”一样,技术思想史旨在梳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即某种思想或精神层面的线索。技术思想史要求引入以下四个特征:一是精神性(不再把技术仅仅看作中性的物质器物,而是要揭示技术的精神内涵);二是统一性(找出各种技术的统一性而非仅仅碎片化地罗列);三是连贯性(在技术史中找出某种叙事逻辑,以归纳从古至今的技术发展);四是反思性(以“认识自我”为最终的哲学关切)。而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给出了相应的回答,他阐发了技术与精神互为因果的观点,提倡用技术体系的整体视角看待技术,并按照技术体系的转换划分技术史的断代线索,最终为当代人认识自己的时代提出要求,即要“消化”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