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的持续性分析——基于国际资本流动与经常账户失衡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资本净流动呈现了由众多顺差国几乎单一地流向美国的新趋势,由此形成的"对称性不调节解"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危机促成的再平衡压力及各国采取的政策响应,虽使全球经济失衡有所缓解,但考察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深度、分散度及持续性可以发现,两类再平衡举措的总体功效有限;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必须推进国际货币秩序、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金融市场效率、企业投资行为与经常账户失衡

经常账户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内部失衡,特别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外在表现,其源头是金融市场效率差异下的企业投资行为的不同。文章首先通过构建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投资对产品市场均衡影响的理论模型得到:当融资约束导致生产性投资发生变化时,产品市场因受到生产投资边际产出以及R&D投资等影响而导致经常账户失衡;其次,通过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投资两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同,R&D投资要比生产性投资更具有持续性,因而一国政府应该合理分配生产性投资和R&D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

经常账户失衡格局下的世界经济共生模式

本文认为,出口导向的亚洲经济体依赖美国市场来弥补需求,消费过度的美国依赖亚洲的廉价出口和官方储备来抑制通胀和实现低成本融资。这二者形成共生模式,经常账户失衡是其枢纽。这一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即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膨胀。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竞争加剧和廉价出口抑制了商品通胀,为货币扩张政策提供了空间,后者转而推动了金融膨胀。基于金融膨胀的负债消费扩大了美国的需求、进口和经常账户赤字。但失衡格局不断腐蚀美元信用,使得共生模式不可持续,因此渐进式调整符合双方利益。

经常账户失衡内在根源:财政赤字、人口结构、经济增长

在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世界84个国家199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内部视角分析一国财政赤字、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对储蓄投资缺口的影响,并考察经常账户失衡的根源。初步的静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财政赤字、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率对一国经常账户失衡具有显著的影响;改进后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财政赤字、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本国相对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对一国经常账户失衡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但是少儿抚养比和相对经济增长率对不同组别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治理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需要从国内经济因素着手,综合考虑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形成国际所普遍接受的有效解决方法。

经常账户失衡调整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经常账户失衡激进调整会给失衡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本文在界定激进和渐进调整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三元离散选择面板模型,探讨经常账户赤字调整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赤字调整是否会以激进模式展开,取决于其经常账户赤字规模、金融深化水平和财政收支情况,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赤字调整除了受以上三个因素影响之外,还与该经济体的国际储备水平和汇率制度相关。

基于MB及ES分析框架估算我国经常性账户失衡

以经常性账户失衡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失衡水平在2007年,即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达到峰值。早在2006年,中国已跃居成为全球最大的顺差国,现今全球顺差的1/4来自中国。在IMF构建的三种旨在衡量一国经常性账户"合意"水平的框架下,本文对我国外部失衡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我国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比重的理论水平约3.12%,2004年以来,我国实际汇率的调整幅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的改革是治理我国外部失衡的有效手段之一。

经济虚拟化与储蓄—投资失衡:对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解释

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问题,本文在对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本质分析的基础上,从虚拟经济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表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本质上是国内储蓄—投资失衡(储蓄—投资负缺口)的外部体现,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对消费和投资的非对称影响导致了投资需求相对消费需求不足,最终导致持续的储蓄—投资负缺口,对外则表现为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文章最后利用美国的数据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

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的比较与启示

使用1982-2021年储蓄—投资和经常账户数据,详细剖析和比较了全球7个主要经济体储蓄—投资缺口变动、经常账户失衡深度及持续性。结果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调整和重塑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格局,业已由中国、美国主导转变为德国、日本和英国主导;鉴于失衡长期持续所致的固化特性,新冠疫情大流行则将进一步延续危机后的失衡格局。

中美与美日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比分析了美国对日本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特点。我们发现美日与中美经常项目失衡的相似之处在于:中日两国的出口都高度依赖于美国市场,且两次失衡都伴随着美国严重的国内财政赤字问题,这验证了"孪生赤字"假说的存在。而美国对日本和中国经济失衡的差异性在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经常账户逆差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投资不足,而本世纪初中国对美国的经常账户长期巨额盈余则是由于美国储蓄率过低而中国储蓄率过高所导致。

经常账户失衡格局下的世界经济共生模式

出口导向的亚洲经济体依赖美国市场来弥补需求,美国依赖亚洲的廉价出口和官方储备来抑制通胀和实现低成本融资,二者形成共生模式,经常账户失衡是其枢纽。但失衡格局不断腐蚀美元信用,使得共生模式不可持续,因此利益各方将会追求渐进式调整。

产出波动对我国贸易失衡的影响——基于经常账户跨期方法的实证研究

经常账户的跨期方法认为,贸易余额主要取决于生产的跨时比较优势、跨时消费偏好和跨期贸易条件。本文通过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发现:我国的贸易余额与生产的跨时比较优势即产出波动、实际利率、汇率、相对价格有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产出波动和汇率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显著,实际利率和相对价格对贸易余额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产出波动是贸易余额的Granger原因,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受产出波动即生产的跨时比较优势而非跨期贸易条件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与经常账户失衡互动效应研究

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研究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双向互动影响。结果表明:1)人民币计价份额、进口结算份额的提升会降低经常账户顺差,而人民币出口结算份额上升将扩大经常账户顺差,整体上人民币计价职能的影响大于结算职能的综合影响;反过来,经常账户顺差扩大抑制人民币进出口结算和计价份额的提升,即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2)人民币国际化与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双向影响存在较强的时变特征;3)经常账户失衡与人民币不同货币职能之间的影响趋势及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经常账户由“顺”转“逆”或“顺逆交替”将成为常态,未来经常账户逆差与资本金融账户顺差模式可能成为人民币深度国际化后的货币循环模式。

消除美中经常账户失衡:汇率的作用

长期以来美中两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过市场调整,中期内,失衡可能得到缓解,甚至消失,因为从理论上讲,市场能够自动纠正失衡,汇率将在其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财政政策、经常账户失衡及其治理——来自局部投影工具变量法的经验证据

识别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对于理论检验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经验研究普遍存在内生性问题或狭小样本量问题,难以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基于1990—2018年14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局部投影工具变量法,以军费支出作为政府支出工具变量,识别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研究发现,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经常账户逆差,这一效应较明显且具有持续性。在经过军费支出排他性、外生性以及其他一系列讨论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影响在较为固定的汇率制度和较高的经济开放水平下更大。研究为更好地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国际政策协调治理全球失衡和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持。

经常账户失衡与贸易自由化问题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对于全球失衡问题,国内外学者给出了很多解释,传统的包括:双赤字说、有效汇率低估说、储蓄-投资缺口说、人口结构说等。近年来,研究则多聚焦于从金融发展差异、国际分工甚至是贸易自由化的角度辨析发展中国家持续经历顺差、发达国家经历逆差的合理性;金融发展差异说和国际分工说在理论与实证上都得到了证明,而对于新提出的贸易自由化说则仍然缺乏实证支持。文章利用贸易自由度指标,对1995-201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发现实证并不支持贸易自由化说;事实上,我们认为,贸易自由化将恶化一国经常账户。

中美经常账户相互失衡的成因和政策分析

从世界经济格局和美国"新经济"出发,重新解读了中美经常账户相互失衡的成因,认为美国"新经济"带来的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矛盾通过"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向外部转移是引发这一失衡的根本原因,失衡的调整必须依赖于两国政府的协调干预。最后借助国际收支理论的分析工具演示了两国政府协调干预的效果。

国际储备货币需求与经常账户失衡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通过经常账户赤字输出储备货币;中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外围国,通过经常账户盈余获得储备货币。文章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基于国际货币不对称的视角研究了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增加,中国消费出现下滑,储蓄呈现上升趋势,中国的经常账户出现顺差;而美国消费提升,储蓄出现萎缩,美国的经常账户出现赤字。中国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增加,导致中美两国经济内外失衡。

人口结构与经常账户失衡关系研究

在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背景下,本文研究人口结构与一国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都具有恶化一国经常账户的作用。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显著的改善了新兴经济体的经常账户,从而可以抵消老年抚养比提高对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的负向作用;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较小幅度波动的少儿抚养比对改善经常账户逆差的作用有限,无法抵消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对经常账户的恶化作用。本文还引入人口性别比、城市人口比例等因素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和人口城市化是近年来一些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巨额顺差的重要原因,老年抚养比的大幅提高对主要发达国家经常账户具有显著的恶化作用。如果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城市化进程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话,主要发达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状况将会持续并存。

人民币汇率弹性与全球经常账户再平衡

当前我国正在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运用多国面板VAR模型系数因子化的方法,研究人民币汇率弹性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能显著改善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而中国经济增长对改善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有积极的贡献,因此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调整不应以牺牲中国经济增长为代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汇率弹性的增强也应以不牺牲中国经济增长为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