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对日本的遏制与纵容

一·二八事变前夕,英国为了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与日本等国合作制定了上海租界《协防计划》。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为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英国联合美、法、意等国对日本施压,阻止日军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反对日本陆军增援上海,提出调停中日冲突的“中立区”方案。在遭到日本强硬拒绝后,英国政府接受林德利和白利南的建议,默许日军大规模增援上海,坐视甚至推动日军尽快击退中国守军。英国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因应,充分展现了其应对中日上海冲突的复杂面相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一·二八事变与“集体安全”在东亚的破产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又一次挑衅。事件发生后,英美两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判定该事件的责任方展开激烈讨论。为了制止战争,英美两国延续了划定“中立区”的方案。该方案遭日本拒绝后,两国分别派出蓝普森和詹森赴沪调停,但收效甚微。美国受制于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欲拉拢英国,共同援引《九国公约》遏制日本。英国囿于自身实力,只希望在国联的职能范围内行事,因此拒绝了美方的提议,“集体安全”最终破产。英美先后三次调停此次事件的外交互动过程不仅体现出各国在华利益的复杂性,也充分暴露出“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缺乏执行条件和机制的弊端。

20世纪30年代初报刊媒介抗日舆论的形成——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中心

报刊媒介所形成的社会舆论是促进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变化的重要因素。甲午战争后,报刊媒介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师日”到“反日”“抗日”的转变过程。到20世纪30年代初,尤其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日本的侵华野心更加明显,报刊媒介中的抗日言论也日趋激烈,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遭到报刊舆论的谴责和抨击;二是全社会主张武力抗日的言论日趋坚定;三是坚持全面、长期的抗战舆论日渐成熟。30年代报刊媒介日趋激烈的抗日言论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基础,也为此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条件。

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对一·二八事变的应对与调处

1932年1月18日日僧事件发生后,中日矛盾激化,美国驻华公使詹森最初拒绝介入其中,并提醒美国政府必须谨慎应对。但至1月28日战争爆发,危及美国利益,詹森又主动提请美国政府对日施压,并亲自赴沪调解争端。然而,因日军有意扩大战事,詹森调停接连受挫,美国政府在其提醒下亦曾出面表态,却仍于事无补。后经国联调解,谈判出现转机,詹森复与各国代表合作推动双方非正式会晤,并在谈判中力争减少中立国责任。至正式谈判阶段,日方提出无理要求,詹森虽同情中国,但也无奈妥协,与英国公使兰普森合作促成了停战协定的签署。詹森对上海局势的观察奠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而其态度与行动演变,虽带有同情中国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更多是遵循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现实主义准则,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例外论”对其个人外交行为及战时中美关系的影响。

上海抗战记忆——从“一·二八”到“八·一三”

上海的抗战记忆,是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的,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更是给上海留下了诸多难以磨灭的印迹。在这两场大规模的战争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近90万中国军人在淞沪大地上浴血奋战,30多万将士为保卫祖国献出了鲜血与生命。1932年1月28日夜晚,日军悍然向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至3月3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上海市区沦为战场,第十九路军在第五军的增援下,多次冲锋,英勇抗击入侵闸北、虹口和宝山等地的日军。

英国租界护侨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吞并中国东北,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面对日本侵略,中国人民悼心疾首,在上海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抗日斗争,令日本侨资企业大受折损。日本政府进而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悍然向淞沪地区增派兵舰,希冀引爆上海冲突,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分散国际社会对东北问题的关注,趁机扶持汉奸组建傀儡政权,巩固侵略成果。然而,位于上海地区的公共租界是英美等国在中国境内侨民投资权益的核心枢纽,其中也定居着不少日本侨民。英国政府担心中国军民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群起冲击公共租界、收回属于中国的租界治权,引爆淞沪战事。于是,为了维护租界特权,英国主导制定了租界《防御计划》。然而,日本军方却借题发挥,利用《防御计划》主动引爆淞沪战事,令英国在上海地区的租界护侨工作产生了与其初心完全相反的历史作用。

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以战求和”抗战策略的转变——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蒋介石对其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到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蒋介石基本是执行了"以战求和"的策略,但是仔细考察这一策略的前后,可以发现他两次"以战求和"的程度有所不同,1932年他对日策略消极成分更大;1937年蒋介石感觉到已经无路可退了,在仓皇中决心应战,虽然其策略依然是被动的,但已有积极的改变。

英美外交决策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的国联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组建之初,在代表人选及调查范围问题上,日本极力促使其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调整。英美等国不希望日本破坏既有远东秩序,尤其不希望损害其在上海附近的利益,这是在“一·二八”事变上英美两国态度不同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之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对刚刚组建的调查团形成了事实上的挑战,如何调查“一·二八”事变以及是否介入中日谈判是李顿等需要明确的问题。国民政府希望调查团尽快北上,调查团则有意完成“一·二八”事变的调查。虽然调查团未直接介入上海停战谈判,但在其离开上海前中日开启了停战谈判,不能谓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一·二八”抗战的战地报道与文学反思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此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骨干作家,如黄震遐、张若谷、万国安等,以《大晚报》《时事新报》为中心从事战地报道,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此段历史的记忆方式。此战地报道之实践为抗战全面爆发时报告文学热潮之先声;但在塑造英雄、激荡民气的同时,亦有夸大战果,将残酷战场情境传奇化之倾向。反倒是在战后以此题材创作的小说中,作者对战事之艰难、中国军队牺牲之惨烈,有更为切实的描写。这一“错位”,为我们理解历史与文学、纪实体裁和虚构体裁之互文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案例。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二八”淞沪抗战与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千百年来指引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旗帜和不竭精神动力。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军民所表现出来的为捍卫民族独立而奋起抗争的悲壮之举,就是这种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中国军队冲破阻力,浴血奋战。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绘织了中国抗战的悲壮历史图景。上海民众毁家纾难、同仇敌忾,全力支援前线,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总同盟罢工,谱写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惊天战歌。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坚决抗日,发表宣言,号召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主张建立武装的工农兵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战线,始终坚持组织、支持和领导上海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正是由于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中国军队才演绎了“以血肉之躯,与敌重兵利器相激荡,卒能连挫凶锋,屹然不动”的悲壮图景;正是由于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上海民众才谱写了“莫不同仇敌、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全力支援前线抗敌”的伟大战歌。淞沪抗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不可摧的伟力,雄辩地证明了帝国主义不能征服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的历史真谛。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新的伟大长征,爱国主义仍是鼓舞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一·二八事变”期间南京市社会局维持首府社会稳定之举措

1929年1月,南京市政府设置了社会局,分管着全市的社会行政事务。"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因系首府,且距离上海较近,受到较大影响。此时,为了维持南京市社会的稳定,社会局针对具体情况,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举措,其中主要有"火警预防"、"市面金融维持"和"粮食供应之保障"三项,收效甚佳,从而为国民政府首府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略论华侨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贡献

华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日军民,开展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充分体现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试就海外华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精神上积极鼓励十九路军抗战,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日军民,开展国民外交和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作一个论述,以纪念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做出的贡献。

刘开渠雕塑成名作《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研究

刘开渠先生1935年的雕塑成名作《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极富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关于该作品的名称,作品的创作与内容,筹建、奠基及揭幕落成等诸多方面,都有必要进行一种细致的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我们可以澄清诸多疑点,还原历史真相,并指出复原作品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华侨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贡献

华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日军民,开展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充分体现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了重要贡献。本文试就海外华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精神上积极鼓励十九路军抗战,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日军民,开展国民外交和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作一个论述,以纪念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做出的贡献。

略论一·二八上海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扩张分子又在上海挑起事端,以压迫中国的抗日运动。虽然上海事变看似偶然,其实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表现。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割据势力,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全力抵抗日本对上海的侵略。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英勇战斗的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捍卫独立的决心。美英等西方大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而积极斡旋中日停战。上海事变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日本的威胁,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

华侨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作用

抗日战争前后,广大华侨与祖国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民族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一.二八事变中,华侨从言论、物质上大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成为推动日后国共合作的一股强大力量。

“一·二八”事变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沪战救护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民族战争救护的序幕。总会先后组织救护队21支、筹建伤兵医院43所、设立难民收容所5处开展救护伤兵难民工作,战区各分会在总会的支助下展开力所能及的救护行动。战事方告终,疫病肆虐,总会及各分会未及喘息,积极设立时疫医院,救治患疫民众,9月,疫势减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行动彻底告终。前后历经9个月,尽管困难重重,中国红十字会仍圆满完成救护任务,其中值得赞赏之处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