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安全与卫生一体化立法研究

我国现行的职业安全与职业卫生立法总体上呈分立状态,导致实践中出现人为地增加执法与守法成本、职能交叉与职能缺位,进一步加重了重安全、轻职业病防治等消极现象。实际上在我国职业安全与职业卫生的一体化立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可以从制定统一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设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培养专业的执法监管人员等角度着手一体化工作。

网络安全的一体化立法路径——基于《网络安全法》与《刑法》的对接展开

随着第一部纲领性网络法律规范《网络安全法》的出台,渐进展开了网络安全一体化立法进程。《刑法》也将改变以往应对不暇和单打独斗的局面,与《网络安全法》及其他法律规范合力编织成治理网络空间的法网。尽管《网络安全法》从选择性适用和并行适用两种途径实现与《刑法》的内容对接,但由于《刑法》体系结构相对稳定,打击半径相对有限,语境也相对滞后,难以对网络安全实现周密而有效的保护。因此,有必要从《网络安全法》的立法理念、关键定义等方面调适《刑法》,进一步优化和适配对接链条,并从《刑法》立法模式的检讨、对接条款的补充完善和程序法的配套保障来夯实对接基础、紧密对接关系。

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实质解释

由于我国立法者将自然犯与法定犯规定在一个刑法典中,因此存在大量的较重的自然犯规定中包含较轻的法定犯、较轻的法定犯规定中包含较重的自然犯的现象。在这种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下,尤其应当同时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分则条文进行实质解释,充分考虑法条的法益保护目的和法条适用的后果。对于法益侵害轻微的行为,即使其处于刑法分则条文的字面含义之内,也应当排除在犯罪之外;对应当科处较轻刑罚的行为适用重罪法条明显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没有可以适用的轻罪法条时,只能将其排除在犯罪之外;某种行为如果符合重罪法条对构成要件的表述,但实际上并不具有重罪的违法性和有责性,那么对其不应当适用重罪法条;如果该种行为既符合轻罪法条的文字表述,又值得以轻罪处罚,那么只能按轻罪论处;当行为严重侵害法益并符合重罪法条时,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适用重罪法条,而不能基于其他理由适用轻罪法条。

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新论

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比较,刑事执行作为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一种实践形态,在程序序列上居于整个刑事诉讼的最后一环,在功能发挥上具有收官意义,是一个完整刑事诉讼程序的闭合形态。中国目前刑事执行在观念上理解偏狭,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立法的壁垒性,尤其是与刑事诉讼法文本的疏离引致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弊病。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论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

刑事执行作为与刑罚的观念形态、规范形态、宣告形态相对应的实践形态,在国家刑罚权实现的整个链条中居于最后一链,具有集合和终结的意义。我国目前刑事执行观念上的偏狭以及以监狱法为基干法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暴露出刑事执行实践的诸多问题。实行刑事执行立法一体化是刑事执行社会化、文明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

治安违法与治安犯罪一体化探讨

为了摆脱现存治安违法与治安犯罪相脱节的状况 ,提出治安违法与治安犯罪一体化对策。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现存治安违法与治安犯罪的关系 ;二、现存治安违法与治安犯罪的区别及其带来的恶果 ;三、治安违法与治安犯罪一体化。

危险驾驶行为一体化入罪的路径研究

我国危险驾驶罪入刑已逾6年,虽然实践效果显著,但仍存在立法与司法冲突、例举型立法的局限、认定标准宽泛等缺陷。域外各国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立法与司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对于显著但还未入罪的药驾、毒驾行为,可以应急性添加与适用,但在明确这类应急性条款后,我们要再回到法条的抽象概括性的建设上来,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一体化、精细化的入罪路径探究,以期完善危险驾驶罪的应有之义。

地方立法的重复问题及应对措施--基于对三地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文件的考察

为减少立法重复现象,提高中央立法权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应有功能,运用对比分析等方法,以浙江、辽宁、重庆等地的数据分析为代表,映射出全国其他各省市地方立法的态势。将浙江省、辽宁省、重庆市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立法文件与上位法《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纵向重复率对比,并将三地的立法文件进行横向重复率对比。对比结果显示:纵向上位立法痕迹深重、横向地方立法同质,揭示出重复立法将会带来浪费立法资源、损害法律权威、缺乏地方特色等不利影响。提出加强立法前评估、强化立法筹备、探索区域一体化立法模式以及推行地方立法委托制度等解决方案,以期在现有理论制度之下缓解立法重复这一问题。

反腐新常态下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需要注意修改条文和刑法原则的一致性以及新罪名的及时确定性。在贪污受贿罪数额和情节并重模式中要考虑情节犯理论影响下的四大因素。加大惩处行贿罪的同时要避免在受贿罪从宽情节方面对刑法总则的违反,建议去掉减少损害后果这一法定从宽情节;行贿罪需要参照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设立数额标准,但不应舍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方面要件。我国应在立法上将贿赂犯罪标的范围从财物扩展到财产性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刑法修正案本身的反思则不应局限于如何组合现有的修改方式,而应放眼整个刑事法领域的维度,推行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一体化的研究和落实。

经济犯罪法律责任立法一体化的提出和构想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经济犯罪的种类日益繁多,其范围日益广泛。经济犯罪的独有特点,决定了对经济犯罪进行刑事立法和设立刑事责任时,应当从传统的、统一的刑法典中分离出来,设置于各类经济法之中,以经济犯罪二次违法特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表现作为设置经济犯罪法律责任的技术要求,进而与经济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进行一体化规定。将经济犯罪从整个刑法(典)中剥离开来,以维持整个刑法典的稳定性,兼顾经济犯罪立法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同时也考虑刑事立法规定要有利于司法操作的适应性和便捷性。等条件成熟时,再专门制定一部单独的《经济犯罪法》,这样可以完成经济犯罪法律责任立法一体化模式的立法战略转移。

TRIPs协议的新发展——从立法一体化和利益均衡论的角度浅谈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进步使得本身具有垄断性和地域性的知识产权被推到了国际保护的浪尖。发达国家以其丰富的知识产权作为发展经济的一大筹码而力图推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全球化,同时发展中国家又期待以一个完整的知识产权机制采带动国内经济的腾飞继而纷纷加入接轨国际立法的行列。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TRIPs协议的缔结将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化。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已过,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体化,使得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进入了后TRIPs时代。而此时,TRIPs协议的发展将意味着更多。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变化因素与立法反思——以TPP协议的通过为线索

TPP协议通过扩大知识产权领域的刑法保护范围,缩减犯罪构成要件,增加行为类型,明确适用情形,丰富处理程序,总体抬高了国际领域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国际条约、前置性法律和知识产权具体犯罪形成循环影响的变量因素,在著作权、商标和专利等领域促使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不断更新。由此引发对知识产权刑事立法模式的思考,并尝试从古今、中外、理论、实践之角度初步探讨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一体化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