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五十菩萨图出现在莫高窟第332窟原因考论

一佛五十菩萨图的出现,源于道场法师希冀得到阿弥陀佛的庇佑而使僧人免受法难的愿望,其文本依据是《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一佛五十菩萨图最初在河南境内流传,隋初进入化度寺的前身——真寂寺。武则天积极采取无尽藏施、无遮大会等佛教仪式进行政治宣传,这使得供养一佛五十菩萨图的化度寺得到了很多关注。净土教与三阶教的论争使得化度寺愈加引人瞩目,被净土教认为具有护持佛法功能的一佛五十菩萨图被更多的僧俗所熟知。西行归唐的义净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周时期,敦煌李氏密切关注着两京地区的风吹草动,出于对两京地区流行佛教风潮的追捧以及提升洞窟神圣性的考虑,李氏将一佛五十菩萨图绘入莫高窟第332窟。

《法华经》一佛乘思想研究

《法华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素有“经中之王”之称,为世尊晚年之究竟说,其“一佛乘”思想体系涵盖了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及人天乘的所有教法,同时开权显实,直述诸佛出世之本怀、度生之方便,鼓励佛子立足现实社会,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在度生实践中成就圆满的佛果,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社会实践性。一佛乘思想的核心是说佛知见,因此深入经藏,回归经典,树立正确的佛法知见,是一佛乘思想能够实施的重要前提,也是现代佛教振兴的首要条件。本文对一佛乘思想的基本内涵、成佛原理以及践行一佛乘思想的方法进行了阐释。

十方世界是一佛还是多佛的考证——以《俱舍论》及其注疏为中心

根据《菩萨璎珞经》等经典中的说法推论,十方世界应该是有多佛同时存在的,但《阿毗达摩俱舍论》中经部和有部对此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有部认为十方世界唯有一佛,而经部认为十方世界有多佛存在。十方世界到底是一佛还是多佛呢?本文将以《俱舍论》及其注疏为中心,对经部与有部在此问题上的争论做重点考查。

龙门石窟一佛五十菩萨像研究

本文通过对龙门石窟现存的12例一佛五十菩萨像的调查研究,对一佛五十菩萨所对应的主尊像、五十菩萨数量、分布位置、洞窟形制、造像组合和雕刻时间等进行分析,总结一佛五十菩萨像这一题材造像特点及发展变化,并论述其相关问题。

榆林25窟一佛八菩萨图研究

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所开凿的洞窟中,榆林25窟是相对较特殊的一个,窟内南北两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与弥勒经变延续了盛唐洞窟中经变画的构图、风格,而正壁残存的一佛八菩萨图在造像样式上与窟内其他图像则有一定的差别。从正壁残存的主尊、菩萨名号题记中可以发现,唐代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能够与之相对应,但是该经对八大菩萨身形的描述与榆林25窟的图像有一定差别。此图像与藏经洞中的部分绢画具有类似的风格特征,其中一部分有藏文题记,表明它们与居住在敦煌的吐蕃信众有密切的关系,而藏经洞中发现的藏文抄写的《八大菩萨曼拏罗经》可以证明此地的吐蕃信众确实信奉这一经典。一佛八菩萨的图像在吐蕃本土拉萨及青海地区屡有发现,其中西藏昌都与青海玉树的两处摩崖石刻由高僧益西央开凿,年代均在九世纪初,这些遗迹说明一佛八菩萨图像在吐蕃本土的流传情况。在这几处图像与榆林25窟的一佛八菩萨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吐蕃流行的八大菩萨图样并不十分固定,但其构图和风格是基本接近的,而榆林25窟所采用的图像可能来源于吐蕃地区。

论佛教造像中“一佛二弟子”模式的诞生

佛教造像以佛为主,较早的模式是一铺三像即"一佛二菩萨",佛为主尊,二菩萨为胁侍。北魏迁都洛阳,在龙门石窟中出现了新的形制即"一佛二弟子"。龙门新模式是北方佛教造像的新贡献,后来普及全国,成为佛教中国化在佛造像上的重要艺术形式。在宿白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龙门新模式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否受到孔庙"一师二弟子"像的影响。另外,从一铺三像即"一佛二弟子"到一铺五像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完成,还存在着一个长期的过程。

广西钦江故城采集鎏金铜佛像初考

钦江故城是南朝至隋唐时期以钦州为主要根据地,掌管北部湾沿海一带政权,管理钦州对外贸易活动的宁氏家族的统治中心。1977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故城遗址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在地表采集到一件鎏金铜佛像。通过初步考证,该鎏金铜佛像的制作年代应在隋朝,极有可能是摩诃迦叶尊者的塑像,并且应该属于某个包含“一佛二弟子”组合雕塑的组成构件。这为将来研究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在北部湾地区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浅析五十莲枝菩萨样式在中国的流布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复兴佛教后,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于开皇十六年(596)从豫州传入长安真寂寺(化度寺)。可能在贞观初年,即627—634年传播至蜀地,于贞观八年(634)在梓潼卧龙山开龛造像,并成为中晚唐时期巴中最流行的造像题材之一。文章结合文献材料和实物遗存对该样式在中国的流布进行简单探讨。

释尊的中心思想与《法华经》的特色

一、亚洲的佛教 佛教由印度的释尊(关于其生卒年代有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与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两说)创立.释尊死后百年或二百年后的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基于对律的不同解释,佛教教团分裂为重视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和适应时代的大众部佛教.之后,上座部、大众部各自又不断分裂,到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一般认为大致形成了二十个部派.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开始,以部派的一部分出家者为中心,开始了编纂大乘经典的活动.大乘经典的编纂者认为历史上的释尊所说的法不是固定的、封闭的,而是应该因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他们编纂大乘经典,就是为了在其中表达新的佛教思想以适应新时代的宗教需求.而反对编纂大乘经典的保守派则认为大乘经典非佛说而是魔说、外道的思想.围绕大乘经典的成立,部派佛教内部出现了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对立,而在印度,一般认为其后两派逐渐和谐共存.

西藏工布江达县洛哇傍卡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

洛哇傍卡摩崖造像是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内发现一处重要的文物点,地处“唐蕃古道”与“茶马古道”交通要道之上,是一处有造像及藏文题记共存的摩崖石刻作品,其主要内容有佛像、佛塔及藏文题记。本文通过造像、佛塔及古藏文题记特征的比对,初步认为其年代为公元9~11世纪。洛哇傍卡摩崖造像、佛塔以及与佛教“戒律”相关的古藏文题记共存的现象,是目前所知的西藏境内摩崖造像中罕见的实例。

信心与传承 融合与创新——龙泉寺与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

生长在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优良丰厚的慈善思想和慈善传统。大乘佛法传入中国以来,对我国慈善事业的理论和实践起到了尤其重要的充实、发展与创新作用。千百年来,佛教的劝善教育,唤起了人们"积德行善"以改善自身命运的内在动力,更影响着一代代佛教徒与社会大众.积极投身到自利利他的慈善事业中。学诚法师在指导他意愿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弟子们时曾提出:"

西双版纳南传佛教总佛寺诵经音乐系统构建与发展研究

我国信佃南传佛教民族地区,佛寺承担了宗教教化和文化教育两方面的内容,建立起以“仪式一诵经”为主体的佛寺教育体系。但现代教育的普及对传统佛寺教育造成冲去,至20世纪90年代总佛寺一佛学院教学模式逐渐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并重新确立了与仪式相对应的程式化诵经音乐系统。本文结合杨民康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调查材料,对之进行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跟踪调查,考证总佛寺一佛学院诵经音乐系统确立完善的历时过程。一方面,进一步对90年代的材料及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和补充;另一方面,将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对过去和当下的仪式行为、课诵套曲、音乐产品进行比较和分析。借此厘清总佛寺一佛学院的仪式一诵经音乐系统作为新的地方传统,历时发展、完善、确立的过程。

陕北安塞大佛寺石窟第4窟天井图像解读

北魏晚期石窟天井出现的神仙景观,属于具有结构化的祥瑞图像,不是道家、儒家的某个神祇,而是"人天瑞应"的具体表现。第4窟天井神仙图像动因分别对应《法华经》的"六瑞",佛陀"出世"和"地涌菩萨",可以视作佛陀对身后谁来传播《法华经》的核心期待:即人人皆可成佛的"一佛乘"思想。

甘肃合水曹家寺金代龛像调查

甘肃合水曹家寺龛像共由四龛造像和三方题记组成,是一处具有明确纪年的金代中期摩崖龛像。龛像为金大定至承安年间居住于合水地区的唐代薛王李隆业后裔在其庄田内开凿的家族龛像,其内容题材、佛衣式样等具有明显的时代地域特征,反映了金代中期庆阳地区信仰多元化、世俗化的特点,为庆阳及其周边地区宋金石窟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参照。题记中的石匠题名表明金代中期庆阳地区活跃着一支以开窟造像为业的本地工匠群体,在当地的宗教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南朝普陀山法雨寺造像的再探讨

普陀山法雨寺的一佛二菩萨造像尽管乍看似有古意,但从整体造像构图和佛、菩萨、飞天的造型等分析,实际上是一件刻于民国初年的赝品。

十二因缘台贤义释

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无有馀乘若二若三。三世十方诸佛,法亦如是,虽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过去诸佛皆以小乘引诱,然后令入究竟一乘。故往波罗奈国,转四谛法轮,度侨阮如等五人,渐渐诸处,乃至千万。亦为求缘觉者说十二因缘,亦为求大乘者说六波罗蜜。中间又为说甚深般若波罗蜜,淘汰如上声闻,进趣诸小菩萨。渐渐见其根熟。

以责任感和自信心开拓人生——读《法华经》一得

在大乘佛教中,《法华经》素有经中之王的美誉。舍利弗顶礼三请,世尊方为宣说,足见此誉不虚。在《方便品》中,世尊一言九鼎地说:“十方诸佛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即,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得清净故出现于世。”并指出: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释尊开门见山、开权显实之说的确令舍利弗等声闻众惊喜不己。在《譬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