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史”与“社会史”的衔接:论《一千八百担》的叙事意识

吴组缃的小说代表作《一千八百担》通过叙事时间的精心设计,将"宗族史"和"社会史"相衔接,对于宗族社会的叙述由此获得了历史性,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宗族叙事的发展趋向,即以大家族的生活和历史来揭示"时代与社会"的趋势,演绎社会发展的"规律"。置于现代文学以来宗族叙事历程中考察,可以籍此感知时代思潮与文学叙事之间具体的内在联系。

“山穷水尽疑无路”——《一千八百担》的荒年叙事与皖南农村社会分析

首先讨论吴组缃的社会科学理论学养的生成,以及他对30年代中国农村做出的"没有出路"的判断。进而讨论这一判断在《一千八百担》荒年叙事中的表现,和他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和经济分析手段的借用,对皖南乡村破产状况的批判性写实揭示。最后指出,这种借用同时代社科理论与方法的文学创作所蕴涵的文学之"质"与社会分析之"度"相互冲突的内在困境。

历史困境中的乡绅与佃农——“民国”情境下的《一千八百担》

吴组缃基于主要人物的"历史原型":破落的乡绅与破产的佃农之上的人物创造,使得《一千八百担》这一文本深植于农村社会急速衰败的"民国"情境之内;而通过解读、还原历史原型,并使其与小说的核心环节互为阐发,又令这篇经典作品焕发了历时性维度上的别致光彩。在历史现象与文学场景的交织中,历来在文学史上被置于"左翼文学""社会分析小说"等坐标系上来认知的《一千八百担》继而便呈现出了与这些定位既相互联系却又别具一格的面貌,即小说在生动呈现了乡绅困于破落与佃农陷于破产之不同境遇的同时成功地涵容了鲜活的"民国"情境,这使得此作保持着文学与历史之间紧密呼应的内在张力,也为后世持续不断的欣赏与读解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可能。

吴组缃笔下的鲁迅先生

吴组缃（1908—1994），著名现代作家、学者和教育家，安徽泾县茂林村人。少年时期就开始在进步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由于酷爱文学，次年转人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30年代，创作了《黄昏》、《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菜竹山房》等力作。

梁斌文学生活的第一步

一九三三年初春,还未消尽的冬寒,不时地袭击着人们。这时,梁斌告别了年迈的父亲,告别了怀有身孕的妻子,告别了自己的故乡,坐上了小驴车走出家门。他要远行。 然而,又向何处去呢?他觉得自己就象天上的白云,飘飘忽忽,没有定向。“七·六”保定二师惨案和高蠡暴动失败这两大事件,还时时烦扰着他的心胸,刺痛着他的心脏。梁斌曾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情:“因了事业的失败,精神永久是萎靡的。”(《塞北之行)》如同此时的气候一样,他的心是冷的。

诅咒黑暗 呼唤美好——高尔基《大灾星》与叶紫《湖上》之比较

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篇作品,一是苏联文学巨匠高尔基的《大灾星》(1617)年,一是中国青年作家叶紫的《湖上》(1936年)。这两篇作品在主题表现、人物设计、情节安排与艺术技巧的运用上,有着那么多的“惊人的相似”,同时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 一 高尔基的《大灾星》和叶紫的《湖上》,都以妇女命运为题材,通过对这种悲剧命运的描写,血淋淋地表现了俄罗斯和旧中国既有资本主义的冷酷,又有封建主义血腥的罪恶生活。 《大灾星》描写了佛洛里哈·玛士卡的悲剧命运。这位穷人的女儿,年轻的时候受到了一位年老的事务所公证人的引诱,怀上了孩子。公证人死后,

反封建文学主题的深化(下)——二十世纪中国农村小说综论之五

三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反封建主题的多元发展 1 自三十年代起,随着阶级意识的觉醒,反封建的文学主题起了一个大的变化,呈现为一种多元的发展状态。

现代小说中地主阶级形象初探

我国现代文学万象纷呈,人物形象画廊琳琅满目。在丰富多采的典型人物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反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的传统格局,成了作品的主人公,研究者络绎不绝,诚然是有意义和必要的。笔者认为,对正面人物有钻研的价值,对反面人物如地主形象亦有探讨的必要,从对地主形象系列的探索分析中,不仅可以揭露这个阶级的本质特征,指出他们没落的命运,而且能揭示生活的流变与动向,显示社会发展的规律。

幽峭鬼魅,宏阔谨严——吴组缃小说艺术论

在十多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吴组缃只有十数个短篇和一个长篇问世,这在众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中实在算不上多产,然而正是这数量不多的小说作品,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由于作者对故乡怀有深深地眷恋与忧患,在他的作品中集中地表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帝国主义武力,经济侵略以及二十多年来的天灾,匪患,军阀混战等苦难重压下,中国乡土社会新呈现出的衰颓破败的态势,并试图在其中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痛苦的挣扎与运命.然而在数千年后再返观这些作品,真正吸引我们的似乎并不是那些在同一时代已为许多作家涉猎过的并不新鲜的主题,而是在这些“并不新鲜”的主题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当时社会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艺术功底,“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而这“形式”也正是负载着内容并使之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并焕发出永恒的艺术之美的根本所在.吴组缃之所以能够以为数寥寥的作品获得出众的盛誉,也正是他赋予了他的小说以独具风味的形式之美,即以深厚的艺术功力和独特的艺术感知为基础的精巧的构思、细腻的情感,个性化的表现手法以及经得起咀嚼,越嚼越有味的朴素的工笔画式的美.

现代农民进城的困境——以老舍《骆驼祥子》为例

一、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国家为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导致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瓦解。这种现象，在茅盾的《春蚕》（1934年）、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中都有生动地描述。封建宗法制度受到空前挑战，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吴组缃在《一千八百担》（1934年）中描述了中国农村“义庄”的消失——宗族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封闭式的田园人际关系，在外来商品经济的侵袭下，如轰然倒塌的堤坝，使得生活的潮流骤然激起拍岸的巨浪．一切都被重新考量。

夏志清的历史评价

2013年12月30日凌晨,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溘然长逝,享年92岁。自1961年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以来,夏先生活跃世界华文文坛50余年,风云叱咤,影响甚大。盖棺定论,他的历史功过应该进入历史的评说阶段了。盖棺定论是一个过程,盖棺未必定论。这里的盖棺定论只能说是一种'演习'。

纪念吴组缃先生诞辰100周年：“知心同骨肉”：老舍与吴组缃——读《吴组缃先生日记摘抄》

吴组缃先生是著名的现代作家、学者和教育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发表了《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小说，以纯熟的艺术技巧反映出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图景，奠定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抗战期间，吴先生又创作了《鸭嘴涝》（后改名《山洪》）、《铁闷子》等作品，深刻展示了那个战争年代中国人的韧性与抗争。解放后，吴先生主要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撰写了《（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论贾宝玉的典型形象》、《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等一批至今仍有影响力的论文，

《文学季刊》的宽容和《水星》的雅致

1934年1月,北平出现了每期三百五十余页的大型文学杂志《文学季刊》,主编署郑振铎、章靳以(又有巴金参与编务),编辑人有冰心、朱自清、沉樱、吴晗、李长之、林庚,还开列了卞之琳等一○八人的撰稿人名单。原来头年十月,北平立达书店约请章靳以编辑此刊,他自认资望能力不能胜任,特请在燕京大学任教授的郑振铎合编。郑振铎写的《发刊词》

往事回首录

一个典型 幽静的长宁路上,快到周家桥那儿,在马路右边有一家纱厂,门口挂了一块白底黑字招牌:启新纱厂。这个厂不大,只有24080个锭子,其中自纺部分有3048个锭子。 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长宁区节约委员会派出的五反检查队由祝队长率领来到了启新纱厂。我是这个队的队员。每个队员都戴着五反检查队的红底黄字的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