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英亩》中共同体的崩溃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一种“共同体”理念:亲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一千英亩》中恰好体现亲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的崩溃。吉妮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自幼被父亲虐待,父亲离家出走后被邻居指责,遭到情人兼朋友杰斯的背叛。探究小说中共同体的崩溃,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搭建桥梁,或可进一步深化对共同体的理解,引导读者在共同体的崩溃中寻求通路。

生态女权主义的两个文本——《飘》和《一千英亩》之比较

《飘》和《一千英亩》虽然在创作上相差了55年,但时空距离并不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作家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人类一些共性的感觉。玛格丽特.米切尔和简.斯迈利用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锐分别捕捉了一位特定历史时期的女性人物,塑造了两位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从正反两方面揭示出了女性在困境中的觉醒与奋起以及她们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联系,体现了作者的生态女权主义意识。

《一千英亩》:美国当代文化批评语境下的《李尔王》重述

小说《一千英亩》是在文化研究领域对莎士比亚经典剧作《李尔王》进行多重解读的基础上的互文性写作。作品借助女性主义的叙事、生态批评解析、新历史主义批判——解构美国梦等不同层面的文化批评策略颠覆传统权力话语,并赋予文本新的意义,从而在这个美国中西部农业家庭的历史叙事中蕴含了对当今人类发展状态的强力寓言。

毒物描写:《一千英亩》的隐型环境伦理主题

简·斯迈利的小说《一千英亩》蕴涵多种文学伦理内涵,其中隐性的毒物描写可以将该作品归入后自然小说之列。本文以环境文学之毒物描写为切入点,从环境伦理思考、环境伦理话语、环境伦理诉求三方面分析《一千英亩》的环境伦理主题,指出《一千英亩》等后自然小说中的毒物描写源于作者的毒物意识,是毒物危机背景下人类关于环境末世的环境伦理思考;潜隐在土地之争、父女矛盾等传统伦理话语下,小说揭露人类滥用化学毒物以提高土地产量,忽视毒物对环境和女性造成的无法逆转的危害,表面先进繁荣的农场暗藏着人与土地的生态危机,构成环境危机背景下典型的环境伦理话语;基于毒物描写的环境伦理主题反映了后自然小说的环境伦理诉求,表现出文学创作对特定历史阶段各种伦理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独特表达与作家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

一位女性自我意识苏醒的曲折心路——试评《一千英亩》

《一千英亩》中所塑造的人物吉妮是一个生活在父权制家庭的农妇。通过对吉妮的自我意识发展过程的分析,揭示出作者所塑造的吉妮,其内在的深刻意义是:保守懦弱的观念正是女性内在的敌人,女性的独立已不仅仅是人身上、经济上的独立,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独立。

论《一千英亩》中吉妮的创伤与愈合

简·斯迈利的小说《一千英亩》以女性视角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创伤体验,书写了美国20世纪普通女性创伤的全景图,展现了吉妮从躲避创伤、直面创伤到走出创伤这一艰难的生存与救赎历程,揭示出简·斯迈利在关注女性个人心理创伤的同时,更以细腻的笔触直指造成以吉妮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创伤的原因,反映了简·斯迈利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对生态危机的忧虑。

自然危机和女性困境——从生态女性主义立场解读《一千英亩》

小说《一千英亩》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奖,也使得简·斯迈利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从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和解读,不难发现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是小说中两条并置的线索。作者成功地刻画了男权制社会自然的危机和女性的困境,深刻描绘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了构建两性平等、生态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

弥漫着土地芳香的两位女性——《飘》与《一千英亩》人物形象之比较

美国现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在《飘》(1936)中塑造了一位敢说敢做的新女性形象——郝思嘉,而美国当代女作家简·斯迈利在《一千英亩》(1991)中塑造了一位从"失语"走向"抗争"的新女性形象吉妮。论文拟从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觉醒过程和其土地情结作一番比较与分析。两位女性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但同为农场主的女儿,她们都与土地有着十分亲密的联系,都为她们所生活的土地做过努力抗争,在觉醒过后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构建,散发出迷人的芳香,成为了文学史上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

自我存在的探寻——《一千英亩》的存在主义解读

简·斯迈利的代表作《一千英亩》自1991年问世以来,不乏善于解读的知音。小说的灵光闪现于作者对每个人物分裂个性的毫不留情的揭示。本文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在存在的三个层次——存在的迷惘、存在的探索、存在的自由,运用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探讨《一千英亩》中女主人公吉妮对存在的认识过程。通过对吉妮生存境遇、意识觉醒和命运抗争的分析,探讨吉妮认识自我、追寻自我的过程,解读简·斯迈利深刻而丰富的创作思想,进而丰富对其的研究。

论《一千英亩》电影改编中叙事艺术的缺憾

1997年上映的影片《一千英亩》改编自简·斯迈利的同名代表作。该片演员阵容强大,但因其叙事艺术存在缺憾,即时空转换美学失衡与女性主义内核失焦,上映后市场与评论界反响一般。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需要遵循电影与小说的叙事美学理念,在保留观影艺术价值的同时,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精神主旨,以此来实现有价值的跨学科互动。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一千英亩》

以小说《一千英亩》为文本,通过透视《一千英亩》中父权制统治下的自然环境状态和女性生活状态,从女性与自然的身份认同感、父权制压迫下女性与自然的生存困境、女性与自然的觉醒及反抗三个方面进行解析,以期唤起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以及男人与女人之间应如何和谐共处。同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运用能够拓宽小说《一千英亩》的研究视角,也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该作品。

小说《一千英亩》的空间解读

小说《一千英亩》通过描述泽布伦县的拓荒史记录美国农业发展历程中梦想和现实的冲突。病态的物理空间下,吉妮的生态主义伦理观激活"绿色意识"。动荡的社会空间下,人们在伦理困境中艰难选择,渴望伦理关怀的回归。小说最后通过意象并置、时空交错和内心独白完整呈现外部空间作用下心理空间的真实形态,刻画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人物心理群像图,将种种病态、异化的伦理关系一一曝光。三层空间环环相扣,揭示伦理缺失所致的悲剧,呼吁人们追寻伦理和谐。

《一千英亩》的女性主义解读

简·斯迈利的《一千英亩》的故事框架来自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但表现的却是不一样的主题和意义。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吉妮与三位男性的情感纠葛，揭示出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抑和紧闭，同时通过对吉妮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反叛的描写，表达了新一代美国女性要求摆脱传统束缚、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心声。

对小说《一千英亩》男性主人公气质的解读

美国作家简.斯迈利的小说《一千英亩》中有4个男性关键人物。他们中既有单一气质的代表,又有双性同体的典型,不同的气质组合导致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和结局。根据双性同体理论,只具有单一气质的男性逐渐在社会生活中迷失自我,而双性同体则可全面发挥自身潜能,拥有完美人生。

寻找自我——《一千英亩》的新精神分析解读

1991年,简·斯迈利的代表作,被誉为美国当代"李尔王"的《一千英亩》一经问世,便因其心理刻画和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的深刻描写而先后获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同时,学术界对这部小说主旨和手法的探讨也是层出不穷:有的对其进行女性主义解读,揭示出新一代美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有的通过分析其互文性结构特征,展示了对《李尔王》的戏仿与解读给予了小说情节与人物性格发展影响与制约;有的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出发,分析土地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弗洛姆的新精神分析文论为依托,分析文中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解读了女主人公吉妮社会的自我与个体的自我相互压抑、相互融合,最终以"创发性的爱"将两个背反的自我统一,构建起一个成熟、完整自我的过程。

亲情与爱情的纠缠:利他主义道德观视角下《一千英亩》中女主人公吉妮的人物形象解读

本文以利他主义道德观为理论视角,以小说中农场主的大女儿吉妮与其他相关人物的关系为主线,分析吉妮作为女儿、长姐和妻子的不同身份在亲情、爱情的纠缠中被压抑的人物形象。并试图用伦理学的理论阐释吉妮在父亲面前的沉默、妹妹面前的让步及婚姻中的妥协的深层次原因,侧面揭示出小说深刻的伦理意义。

从《一千英亩》和《哞》看简·斯迈利的生态伦理观

简·斯迈利的小说大多涉及生态、伦理、家庭、道德、爱情、战争等题材,探讨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关系。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斯迈利创作的目标之一。小说《一千英亩》和《哞》折射出斯迈利的生态伦理思想: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张敬畏生命、尊重动物,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出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

浅析《一千英亩》中父权文化的衰落

文章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美国当代小说家简·斯迈利的《一千英亩》，不难发现小说中体现了父权社会中男性中心思想的弱化、女性意识崛起的现象。小说通过人物性格意识与形象塑造来鸣奏一曲现代父权文化衰落的哀歌。

《一千英亩》中的生态整体观思想解读

简·斯迈利的《一千英亩》反映了作者具有前瞻性的生态意识和强烈的生态责任感。约翰H·斯托勒的《生命之网》是影响作者生态观形成的重要根源。从生态文学批评角度解读《一千英亩》可以发现:现代科技的滥用是破坏自然生态的罪魁祸首,人类的贪婪本性是导致社会生态的始作俑者,而提倡生态整体观是解决精神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

从《李尔王》到《一千英亩》试谈简·斯迈利的思想超越

莎士比亚在英国古代传说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创作出《李尔王》,而斯迈利大胆借鉴调整其中的情节人物场景等,融入自己对于女性主义、生态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创作出《一千英亩》。本文通过比较两位作者以及《一千英亩》和李尔王之间的异同,聚焦斯迈利个人哲思上的表达创新,揭示出斯迈利对莎士比亚的思想超越,及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