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国两法”与多法域

“一国两制”,已从理论构思阶段逐步进入社会实践阶段。1997年和1999年以后,我国不仅出现奇特的法律现象——“一国两法”,而且将出现与此相关的崭新的法律现象——多法域。那末,我国的多法域是如何形成的、我国的多法域有什么特点及其与“一国两法”的关系、多法域现象对我国今后法制建设将有哪些影响,等等,都很需要作超前性的探讨。

港澳回归与“一国两法”

随着港澳的回归，将出现“一国两法”等重大法律理论和现实操作的诸多问题：一、实行“一国两制”后，港澳特别行政区不但突破了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而且比许多联邦制成员国享有更多的自治权，从而影响我国现行的国家结构形式，使我国从此将变成一个带有复合制特点的单一制国家形式，形成一个“一国”、“两法”、“三系”、“四域”的新格局；二、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的取会必须遵循法律冲突原则、反殖民地统治原则、国家主权统一原则等；三、港澳回归以后应按照“一国两法”的新体制加强港澳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建设，应注意其立法背景，解决好港澳法律本地化等问题，提出了未来港澳特别行政区的法制模式；四、”‘一国两制”成为现实后，要解决好四个异法法域与区际法律冲突等问题。

论“一国两法”与台湾法律的转型

文章认为国民党迁台初期的台湾法律是在“六法全书”和旧法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律的缩影。但是,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法律随着台湾地区产业结构、资本构成、阶级构成等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逐步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演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文章以实证与推理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台湾法律转型的必然性及其对于“一国两法”的意义:其一,为台湾法律纳入“一国两法”体制准备了主要前提;其二,为“一国两法”体制下设定台湾准法域创造了重要条件;其三,为“一国两法”体制下社会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相互借鉴提供了广阔余地。台湾法律的阶级属性有无变异,是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台湾法律转型对于“一国两法”的意义,是还没有开垦的处女地。本文纯属一家之言。

“一国两法”所体现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中国法就其本质来看,就必然出现“一国两法”的独特情况.它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国多法”、联邦制国家的“一国两法”、解放前的“一国两法”等.这种情况,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它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范例.

论“一国两法”与大宪法

文章认为,1997年我国第一个特别行政区设立以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将从一般单一制变为特殊单一制,并出现“一国两法四法域”的现象。大宪法是相对于我国以往和现行的基本上只在大陆内部实施的四部宪法而言的、由数个文件组成的、将实施于四个法域的单一宪法,是与我国今后特殊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相适应的一种特殊型的宪法,除其主体文件——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外,还将逐渐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它既有别于联邦制类型的宪法,又有别于一般单一制类型的宪法;既有别于单一文件宪法,又有别于一般复式文件宪法;既有别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又有别于一般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论“一国两法”与特殊单一制

本文认为,1997年和1999年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特别行政区设立之后,国家结构形式将自然地从一般单一制过渡到特殊单一制。作者预测了特殊单一制三个特点:(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一般又特殊;(二)特别行政区权力既有小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的一面,又有大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甚至近似于邦联成员国权力的一面;(三)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既是中央授予的,又是宪法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作者由此断定:只有这种新型的国家结构形式,才能符合我国今后特殊国情,才能既有利于促进和巩回国家的和平统一,又能有利于保持和发展特别行政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以联邦制模式求统一,虽然也是一条可供考虑的思路,但不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以邦联模式求统一,不仅不能统一,反而会强化和固定分裂,是一种倒退和反动。作者探索了特殊单一制与“一国两法”的关系,主张以“一国两法”和大宪法来体现和维护特殊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试论加拿大的“一国两法”及其现代意义

“一国两法”,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法律制度。一个国家这里当然是指加拿大这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统一的联邦国家。“两法”是指两种不同类别的法律制度。就国家的管理及法律规范的性质来说,其内在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是必然的要求。法令不统一,就很难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的法治管理,法律对社会行为的规范、止恶罚奸的功能也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都实行了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而在加拿大。

“一国两法”在路易斯安娜的实现

路易斯安娜的主权更迭以及该地区的法律沿革史,造就了一部在世界民法典立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路易斯安娜民法典》,并最终在美国这样一个普通法系国家描绘出"一国两法"的绮丽图景。路易斯安娜的这段历史,对于我国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如何正确对待港、澳、台地区的法律传统,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一国两法”

在我们历史地观察现实法制建设的发展进程时,就不难发现,要将基于我国特殊国情的“一国两制”构想变为现实——特殊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就要用一整套法律固定下来,而“一国两法”是其不可缺少的保障。“一国两法”是社会主义类型法律与资本主义类型法律的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它的出现及其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冲击,将是促进我国法学及法制建设发展的动力。

“一国两法”理论研究

王融在1990年第6期《法学》杂志撰文谈“一国两法”理论。文章说,这个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两种法律制度”。“一国两制”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一国两法”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一国两法”是“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谈了“一国两法”理论的三项概念和范式。(一)特殊单一制,认为1997年和1999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相继设立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既不会是联邦制或邦联制,又不会是一般单一制。

崭露头角的法学新论:“一国两法”理论

一、“一国两法”理论的产生“一国两法”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两种法律制度”。“一国两制”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一国两法”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一国两法”不是对社会常态的一般描述,而是“一国两制”的题中之义,并将于1997年和1999年以后成为我国的现实。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我国任何一块领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特别行政区的治权却可以由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特别行政区人民及其代表。人们平时所说的“港人治港”之类的话,就是主权与治权相对分离的通俗表述。法权的特征在于体制和法制。“一国两制”。

伫立在时代转折处的法学前瞻──《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评

伫立在时代转折处的法学前瞻──《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评韩士彦，周光权从“拨乱反正”迄今，为中国法学的勃兴与繁荣曾作过不用努力的学者们如今伫立在一个从制度到观念、主体行为方式全面更新的交替口，不得不再次面临并苦苦思索着下述极为尖锐的问题：几十年来...

《路易斯安娜民法典》的制定及其历史意义

路易斯安娜的主权更迭以及该地区的法律沿革史,造就了一部在世界民法典立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路易斯安娜民法典》,并最终在美国这样一个普通法系国家描绘出"一国两法"的绮丽图景。路易斯安娜的这段历史,对于我国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如何正确对待港、澳、台地区的法律传统,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