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育龄妇女年龄别规模测算方法研究

提出了一孩育龄妇女年龄别比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根据1980-2014普查和抽样调查所得育龄妇女一孩、二孩年龄别生育率、育龄妇女年龄别人数和女性年龄别死亡率数据,计算得到2014年一孩育龄妇女年龄别比率、2014年育龄妇女年龄别人数,最终测算显示2014年我国一孩育龄妇女总规模为1.74亿,其中35-49岁育龄妇女为1.06亿左右。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城市“双非一孩”育龄女性的就业状态对其二胎生育抉择的影响

运用全国12城市2536名"双非一孩"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了解她们的二胎生育抉择,并进一步揭示其就业状态对其二胎生育抉择的影响,在"双非一孩"育龄妇女中,有26.9%的人想再生一个孩子;而模型结果表明,她们的二胎生育抉择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她们具体的工作状态、工作努力程度、对事业发展的看重程度、工作与家庭的冲突等都对其二胎生育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育龄妇女的职业发展虽然对其二胎生育抉择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并非是消极的,最低程度而言,她们对事业发展的追求不会成为她们二胎生育抉择的阻碍。同时,育龄妇女的就业状态对二胎生育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单位的性质上,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育龄妇女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发生比最大,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次之,合资外资企业育龄妇女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发生比最低。

农村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三省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调查

本文从生育决策行为的序次模式的视角出发,将农村一男户和一女户的再生育意愿在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上进行比较,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采集的三省六地"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运用样本选择的Pr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男户和一女户的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没有显著差异,都希望再生一个孩子;二者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一女户更想再生一个男孩,而一男户更有可能想再生一个女孩。中国农村中"一儿一女"的孩子结构诉求仍是主流。理想孩子数量与性别结构、婚育新观念等文化因素显著影响再生育意愿。

一孩政策后果的历史审视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而70年代的计划生育很成功。由于急于求成,从1980年开始推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远远超出了农村群众的承受能力,也不得不将计划生育工作引入强迫命令和野蛮粗暴的境地。由于理论落后于实践,这一政策事前缺乏充分科学的论证,《公开信》给出的解释也是十分牵强的。"一孩政策"导致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长期影响中国;解决"一孩政策"给家庭带来的影响,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如何引导一孩悦纳二孩的到来

近段日子,身边很多朋友都怀了二孩,但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些家庭里的大孩对二孩的到来充满期待,有些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有些大孩则非常反对,他们虽然没有用生命相逼,但却以学习相逼,使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因为二孩的到来变得矛盾重重。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对无数中国家庭来说,是莫大的福音。与此同时,新的计生政策,

“二孩”政策下一孩青年父母的生育观调查研究——以南京地区为例

了解一孩青年父母生育观念,对于探求"全面二孩"政策对解决我国人口困境的影响与对策相当重要。采用分层整群抽样为主,方便抽样为辅的方法,对南京市400名一孩青年父母进行抽样实证调查。调查结果为:理想的家庭孩子数是两个的占72.5%,是一个的占21.8%;认为在现有政策下理想的孩子性别搭配是一男一女的占88.3%;一孩青年父母有再生育意愿的仅占14%;希望二孩是女孩的家庭明显多于希望二孩是男孩的家庭(46.7%vs.13.8%)。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南京地区一孩青年父母的再生育意愿很低;该地区主流的生育观还是希望生育两个孩子,这为开展鼓励生育二胎提供了一定前提条件;政府部门应采取从影响育龄夫妇生育观和重建社会规范到提升生育意愿,再提供便利条件提高生育行为的策略。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也为分类降低各项养育成本、精准提升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孩和二孩孕妇妊娠早期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目的描述一孩及二孩孕妇妊娠早期抑郁发生状况,比较两组孕妇抑郁发生风险,并分别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7年12月14日至2018年3月22日在我院建立产前档案的1461例妊娠期女性为研究对象,包括一孩组969例,二孩组492例,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对其进行妊娠早期抑郁状况的调查研究。结果二孩组孕妇妊娠早期抑郁风险低于一孩组(OR=0.630,95%CI 0.457~0.868)。意外妊娠(OR=1.866)、顺其自然妊娠(OR=1.484)、与老人同住(OR=1.861)是一孩组孕妇妊娠早期抑郁的危险因素,在职工作(OR=0.530)是其保护因素;居住地为城市(OR=0.441)是二孩组孕妇妊娠早期发生抑郁的保护因素。结论相对于一孩孕妇来说,二孩孕妇妊娠早期抑郁风险更低;一孩与二孩孕妇妊娠期抑郁影响因素不同,应根据其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照护。

“一孩”对“二孩”的接纳态度与行为研究

本研究围绕＂一孩＂对＂二孩＂的接纳态度与行为,选取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33名幼儿进行一对一访谈,主要涉及儿童的接纳的态度：是否愿意要弟弟或妹妹,对参与照顾弟弟妹妹的态度,对父母陪伴时间减少的态度,对父母爱的理解、处理矛盾冲突的态度;接纳行为：参与照顾弟弟妹妹的行为、父母陪伴时间被分割的应对行为、处理矛盾冲突的行为。并从认知和情感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针对性地为家长提出教养建议。

从“一孩半”政策看农村的性别比例失调——基于现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视角

"一孩半"政策,是指从1984年起采取的在大多数中国农村施行的,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间隔4到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孩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中国农村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一孩半"政策是直接原因。从公共政策分析的角度出发,研究该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政策周期,目的是指出该项公共政策的弊病,对该项公共政策的存废进行探讨。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二孩生育意愿作为了解生育二孩行为的重要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复杂性导致已有研究结论的差异甚至冲突。使用广东省一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开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二孩生育高意愿的产生路径进行比较,发现四组人群存在明显差别,城市女性出现高生育意愿的比例显著低于另外三类人群;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组合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老人帮助”是绝大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核心条件,幼儿照护的压力不容忽视;“理想子女数量”是四组人群高生育意愿的必要条件,凸显生育意愿的内生性。

“一孩政策”、生育率下降与性别平等--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性别平等可以从多方面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发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口生育率和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男女家务劳动时长差距都明显降低,但男女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教育性别差距的缩小而缩小,这说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男女在收入和家务劳动时长方面的差距越小,这间接说明发展经济是降低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措施。

二孩与一孩产妇家庭功能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描述二孩与一孩产妇的家庭功能现状,对两组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并探讨两组产妇家庭功能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对成都市某三级甲等妇女儿童医院进行产后复查的613例产妇(包括二孩产妇175例和一孩产妇438例)进行调查。结果:二孩产妇家庭功能障碍发生率为26.29%,一孩产妇家庭功能障碍发生率为28.31%,两组产妇家庭功能障碍风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OR=0.950,P=0.840);“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是两组产妇家庭功能障碍的保护因素(一孩组:OR=0.393,P=0.032,二孩组:OR=0.382,P=0.049),“与照顾者之间关系很好”是二孩产妇家庭功能障碍的保护因素(OR=0.394,P=0.164),“存在产后情绪困扰”是一孩产妇家庭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OR=2.683,P=0.002)。结论:无论是二孩还是一孩产妇,均存在较高的家庭功能障碍风险,在关注其产后身体及心理状况的同时应加强对其家庭功能等社会支持状况的关注,以促进家庭和睦,保障母婴健康。

山东省Y市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对Y市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调查研究发现,64%的调查对象有生育意愿。愿意生育二孩的群体,其生育意愿和政策、观念、年龄及其社会网络有关,不愿意生育二孩者主要考虑到经济状况、孩子的养育成本和自己的身体状况等问题。因此,二孩政策下影响一孩家庭生育意愿的因素最主要是经济因素,其次是身体健康状况,再次是社会关系网络。

资源稀释理论视阈下二孩家庭中一孩心理问题形成机理分析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期阶段,家庭中二孩的出生容易使得一孩将二孩视作为既得利益的竞争者和原有中心地位的替代者,从而产生剥夺感、无奈感、不安全感、孤独感和失落感等心理问题。文章基于资源稀释理论,从经济资源、心理资源、时间资源和社会资源维度分析了家庭中一孩心理问题的产生机制。希望父母能够充分厘清一孩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积极应对,构建良好的家庭育儿环境、促进一孩的健康发展。

“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经济因素的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出现了人口结构失衡、家庭结构畸形、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作为当代生育二孩"主力军"的"80后"一孩育龄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将影响"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对长沙市280位"80后"一孩育龄人群的调查,显示政府相应的经济补助和社会保障,是"二孩"政策实施的保证。

高学历家庭“一孩”现象带来教育资源隐性浪费

当前,高学历家庭从理性主义角度出发只要一个孩子或根本不要孩子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降低的生活成本,但是导致高素质人才代际递减,给人口素质的提高带来巨大压力。作为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政府投资的期望目标没有实现,教育的远期社会收益受阻。研究从教育投资与回报的的角度出发,运用逻辑推演的方法,证实了高学历家庭"一孩"现象的确会带来教育资源的浪费,并提出了一定的解决问题思路。

一孩生育经历与生育意愿的调整

理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生育类似“经验性商品”,生育经历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和事件分析方法,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孩生育经历会显著提高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在生育过一孩后,女性意愿生育数量显著提高0.432,相当于使已婚未育女性意愿生育数量显著增加了30%;一孩生育经历对高收入水平、隔代同住、一胎性别为女孩以及农村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一孩生育对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发现生育一孩后,虽然家庭在儿童照料方面投入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却没有受到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这表明一孩生育对家庭造成的短期经济成本较为有限。这意味着,一孩生育的实际经济成本可能低于生育前的预期成本,从而导致女性意愿生育数量向上调整。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一孩生育可以间接撬动二孩生育,生育支持政策不仅需要关注二孩、三孩生育,也需要鼓励和引导一孩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