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政策后果的历史审视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而70年代的计划生育很成功。由于急于求成,从1980年开始推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远远超出了农村群众的承受能力,也不得不将计划生育工作引入强迫命令和野蛮粗暴的境地。由于理论落后于实践,这一政策事前缺乏充分科学的论证,《公开信》给出的解释也是十分牵强的。"一孩政策"导致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长期影响中国;解决"一孩政策"给家庭带来的影响,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一孩政策”、生育率下降与性别平等--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性别平等可以从多方面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发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口生育率和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男女家务劳动时长差距都明显降低,但男女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教育性别差距的缩小而缩小,这说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男女在收入和家务劳动时长方面的差距越小,这间接说明发展经济是降低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措施。

在农村实行只要一孩政策的一个可行性实例——黑山县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

为了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于1989年3～4月,在全国6个省进行了妇女婚姻生育情况调查。黑山县是本次调查样本之一。黑山县位于辽宁省西部,1988年末全县总人口为625665人,土地面积为2486.5平方公里,是一个以粮棉为主的农业县。

从“一孩半”政策看农村的性别比例失调——基于现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视角

"一孩半"政策,是指从1984年起采取的在大多数中国农村施行的,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间隔4到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孩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中国农村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一孩半"政策是直接原因。从公共政策分析的角度出发,研究该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政策周期,目的是指出该项公共政策的弊病,对该项公共政策的存废进行探讨。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放松生育限制将如何影响性别失衡?——基于“一孩半”政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以“一孩半”政策为例,研究放松生育限制会如何影响男女性别比。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下,“一孩半”政策能降低男女性别比;并且“重男轻女”观念越重,由于对首胎性别失衡的缓解幅度大于二胎性别失衡的恶化幅度,“一孩半”政策缓解男女性别失衡的作用越明显。最后,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城乡、区域、政策时间三个维度差异进行的三重差分估计结果支持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论。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分析了"一孩半"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带来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该政策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群中推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政策与生俱来的性别"短视",也由于该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缘故,"一孩半"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依旧强烈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人们尚不能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胎儿的情况下,在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梳理、协调、配套相关政策出发,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社会性别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政策,从而真正达到推行生育政策增进性别平等的初衷。

谈谈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决定把一九八二年定为“老人年”,并于今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在维也纳召开老年人问题世界会议。老年人问题已引起世界各方面的瞩目。对这个问题,我们理应十分重视。可是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却存在一种谈老色变的倾向,把一对夫妇生一孩政策和人口“老龄化”这两个本来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事物,对立起来。如何唯物辩证地认识和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此,不揣冒昧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这需要用事实来回答。

“老人年”里话老龄”

联合国决定把1982年定为“老人年”。由此可见,老人问题已引起世界范围的瞩目。对这个问题,我们理应十分重视,可是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却有一种“谈老变色”的倾向,把一对夫妇只生一孩政策和人口“老龄化”这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事物,对立起来。怎样唯物辩证地认识、对待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需要用事实来回答。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

客观认识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学界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人口政策上,影响了广大民众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从放开"单独"二孩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出台,把社会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度推向了高潮,成为热议话题,众说纷纭。总体上看,指责计划生育(主要针对一孩生育政策)的偏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为应对人口婚育发展趋势的新变化,国家和家庭应采取积极互动的办法,未雨绸缪,防止"少子化"倾向在我国蔓延。

放松计划生育、延迟退休与中国劳动力供给

本文沿用经典的代际交叠模型,将个体生育和退休决策内生化,分析放开"一孩"和延迟退休政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与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吻合,模型中家庭内部进行的收入转移仍是养老的一种主要方式,因此子女的生育决策类似于一种投资行为。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延迟退休政策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子女在消费品和投资品属性上的强弱,而放开一孩政策使人们愿意提早退休。此外,基于中国经济校准后的动态模拟结果显示,相对于完全放开生育控制,实行"二孩"政策会降低生育的收敛速度,生育成本上升会显著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延迟退休也会部分抵消放开一孩的政策效果,从而制约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