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

工业化背景下,为了实现家庭的最大化积累,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随着教育变迁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家庭的主导性目标也开始转型,从家庭经济积累转向了代际教育跃升,原有的家庭分工难以契合农民家庭的发展需求。由此,在教育目标的推动下,农民家庭完成了"一家三制"的家计重构,形塑出了年轻妇女进城陪读、青壮男性异地务工、中老年夫妇村庄务农的策略安排。"一家三制"的出现是农民家庭对家庭再生产压力积极回应的结果,但也蕴藏着家庭发展风险扩大和教育不公平加剧的危机。因此,要重新思考教育设置的问题,通过调整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主导权,增强农民家庭的教育安全感,促进农民家庭的稳健发展。

从“一家两制”到“一家三制”:农民家庭城镇化的策略调整

城镇化浪潮下,农村家庭作为城乡流动过程中风险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内外双重结构化困境。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压力和家庭发展压力,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农村家庭生产模式发生转变,即从“一家两制”转变为“一家三制”:男性在城市务工,女性在县城陪读,老人在农村务农。“一家三制”是农民家庭结合家庭发展需求、家庭经济需求和家庭伦理需求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家庭模式转变的实质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在生活城镇化阶段为实现美好生活目标——让孙代在城市扎根而实行的家庭资源整合策略。

“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

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作为一种家庭策略的亲代陪读开始兴起,推动农民家庭从“一家两制”向“一家三制”转变。研究发现,“一家三制”是农民家庭回应教育压力的适应性调整,家庭成员由此拆分在村庄、县城/乡镇和大城市三个不同空间,并围绕子女教育目标而整合。家庭教育动力强化、学校教育公共性弱化、家庭教育去社区化和互联网时代社会环境的复杂化共同塑造了“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子女教育导向的“一家三制”模式有利于农民家庭发展与阶层流动,但也给农民家庭秩序带来一定的风险。“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提供了从微观层面反思城乡关系的新视角,从而打破了农民家庭城乡流动的二元视野,展现了转型期城乡关系的丰富形态,凸显了县城/乡镇对农民家庭发展的重要意义。

家庭视角下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形成逻辑及其影响

近年农民家庭在家乡县城购房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的普遍趋势,极大加速了这一区域就近城镇化进程。从农民生活世界出发,这主要缘于有限的家庭支付能力、家庭本位与乡土之根、区域婚备竞赛、子女教育需求、县级政府引导等多重因素。进城之后,农民家庭总体目标的转变塑造出了新的“一家三制”家庭形态,包括撑开在城-县-乡之间的家庭结构、半工-半耕-伴读的家计分工及积累性-保障性-发展性并行的家庭秩序。“一家三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产生的新实践,也使得进城农民成为了兼具县城和乡村两种要素的“县乡两栖者”。县乡两栖打破了“城”与“乡”的地域边界,具有助推更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力,但也蕴藏着一定的家庭和社会危机。据此,建议将县乡两栖者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重点对象,通过渐进式城镇化政策、合理确定县域产业建设定位和目标、统筹县域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等手段,为其发挥积极功能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家庭视角下县域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点调研

县域城镇化表现为进城购房的刚需化、子女教育的城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中产化。当前农村家庭正在经历城镇化目标转型,由此形成了“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其中代际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直接的财富转移(购房、彩礼)、老漂、城乡两栖、自我养老等多种形式。农村新三代家庭的家庭再生产由此在“城—县—乡”之间进行拆分,并形成多种分工组合,呈现出流动性、碎片化、离散化的特征。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具有消耗性、过渡性、符号象征性等特征,它仍然是一种半城市化。

家庭工作两相顾:乡村治理转型中村干部性别更替现象的经验阐释

在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村干部年轻化、职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皖南的村干部队伍出现了“男青年退出、女青年进入”的性别更替现象。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和农民家庭分工的策略性调适是村干部性别更替的深层次动因。乡村治理现代化推动村务内容服务化、村干部队伍职业化、村务运作规范化,以上变化使农村女青年的性别优势凸显。在“一家三制”式新家庭分工模式下,男青年外出务工保证家庭经济来源,父代在家务农并向子代提供劳务和经济支持,使在家的女青年能够从事村务工作,女青年的村务工资也成为其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与“顾此失彼”的男青年相比,“家庭工作两相顾”成为农村女青年长期、稳定参与乡村公务的重要优势。国家在未来有必要从职业能力建设和社会政策配套两方面加大对女村干部的支持,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