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两制”农业生产行为的农户模型分析——基于健康和收入的视角

本文将已有的劳动和健康概念作为一个整体内化于经典的农户模型,借此分析了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一家两制"现象。分析表明:处于低收入状态的农户为了节约投资会扩大可持续农业的生产,并且在不利于健康生产的水平上消费不可持续的农产品,从而出现反向"一家两制";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农户用不可持续农产品换取收入,用可持续农产品获取健康,从而出现正向"一家两制"。究其原因是农户用"一家两制"的方式来解决自身需求和消费者需求不一致的矛盾。

通过“纵向整合”解决“一家两制”的理论与实证

随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逐步完善,从源头上解决食品的内源性风险问题被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农户对自己食用的农产品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激素及添加剂,而对面向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却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激素及添加剂,本文称这种现象为"一家两制"。为什么会存在"一家两制"?如何解决"一家两制"?本文以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提出市场不能识别农户的产品质量是造成"一家两制"的根本原因,并进一步提出了通过"纵向整合"解决"一家两制"的理论框架。而后,本文基于全国192个村654户菜农的调研数据,采用OLS、WLS、Logit等计量经济学方法验证了相关的理论框架。回归结果表明,"纵向整合"这种市场组织形式可以解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农产品的内在价值显性化,进而提高农户的收益;菜农参与"纵向整合"对于"一家两制"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研究对于我国有效解决以两亿小农户为生产端的庞大食物供应体系的安全问题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

“一家两制”、“纵向整合”与农产品安全——基于三个自然村的案例研究

农户对自己食用的农产品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激素及添加剂,而对面向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却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激素及添加剂,本文称这种现象为"一家两制"。为什么会存在"一家两制"?如何解决"一家两制"?本文根据中国农产品市场的特点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通过对模型均衡条件的讨论,分析了"一家两制"存在的原因,以及利用"纵向整合"解决"一家两制"的理论方法。而后,通过以济河堂村、孙东村和东向北村为代表的山东省肥城市二百多个村的"准自然实验"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方法,并进一步讨论了通过"纵向整合"解决"一家两制"的未来发展趋势。

多元理性：“一家两制”与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动因

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和消费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家两制"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单一经济理性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充分解释,由于人们的经济交换行为嵌入在自然本能及社会互动之中,家庭经济行为在实践上遵从的是包含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内的多元理性。从食品安全"一家两制"现象中,可以看到不同理性组合的考量下,"个体自保"和"社会共保"等基于食物交换的新型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多元理性引导下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正在出现。

食品安全威胁下“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消费者行为分析与“一家两制”调查

中国已进入德国学者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其标志之一就是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威胁。食品安全风险源于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并伴随食品企业、农户和消费者这三类群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加剧,消费者群体中差别化消费的个体自保,以及追求价廉物美的消费心理,诱使农户和食品企业进一步采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导致"飞去来器"效应爆发。在"一家两制"概念基础上,本文首先提出消费者差别化食品消费的几种表现形式,之后分析食品安全威胁下消费者责任意识的缺失,并通过北京和甘肃两地城市消费者的调查,对消费者"一家两制"的消费特征及责任缺失进行论证。文章建议,通过"农消对接"、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责任的引入,可以培养起"负责任的消费者",帮助走出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社会",走向新型的社会共保。

“一家两制”:农户的差序责任意识与差别化生产

在普遍的食品安全威胁下,生产和消费合一体的农户会通过"一家两制"的差别化生产进行自我保护。这种差别化主要体现为贯彻资本逻辑的A模式食物体系为市场而生产,贯彻生命逻辑的B模式食物体系为自家人而生产。构建情感-义务矩阵发现,农户对自家人和外人的差序责任意识是差别化生产的根源。在责任与利益的权衡中,农户会向自家人和偏核心地带有条件的"自家人"提供B模式的农产品,向外人和偏外围地带缺乏条件的"自家人"提供A模式的农产品。或满足农户的情感性需求,或满足农户的利益性需求,是实现从外人到"自家人"的转变,从而使他们愿意为市场提供安全农产品的重要条件。

羊群行为视角下农户生产的“一家两制”分析——基于山东784份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农户在"一家两制"现象扩散过程中的领头羊和追随者两种角色,结合贝叶斯学习理论和信息瀑布理论分别给出其决策模型,并借助模型刻画了追随者如何受到领头羊行为的影响而采纳"一家两制"生产行为。基于山东省784份农户调查数据,从领头羊行为和家庭特征、市场因素、生产规范、认知方面选取15个变量,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Cloglog模型、工具变量法对农户采纳"一家两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周围领头羊的行为对农户采用"一家两制"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结果很稳健。这说明正确榜样的缺失导致了农户对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使用"一家两制"现象的扩散。

党员领导干部“一家两制”问题探析

规范"一家两制"是扎紧制度笼子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权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延伸和具体化。"一家两制"问题的本质在于"背后的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实践证明,根治"一家两制"的弊端,不能"头疼医头",要认真审视现有规范"一家两制"制度不够具体仍有监管真空的现实,强化公开与透明是规避"一家两制"滋生腐败问题的基石的基本理念。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的制度建设背景下,应进一步阻断"一家两制"隐蔽的利益输送纽带,需要完善制度设计:一要完善个人事项报告配套制度,二要形成个人事项核查、适当公示和结果使用等制度"闭环",三要进一步明确对"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相应规范制度,四要规范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到企业任职相关制度。

“一家两制”与准中产阶层--以华村为例

华村准中产阶层在由农民身份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家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着一定的变化,其家庭的结构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在华村准中产阶层人群中,核心家庭的"一家两制"带来了其家庭内部结构的重构和整合,并使家庭单个成员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有关华村"一家两制"现象的分析,对家庭社会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公私分明——私企老板：“一家两制”

在“赚钱就是硬道理”观念的引导下，许多私企老板都没有花时间认真去区分哪是公司的钱，哪是自己家庭的钱在公司缺钱时，用私财补公财，把自己赚来的钱不断地用于增加企业投资规模或寻找更多的投资项目；而当家庭需要用钱时，就用公财补私财？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情，却容易造成“不分彼此”的财务混乱，无论对家庭还是对公司，都隐藏着巨大的财务风险。从财务的安全角度看，私企老板的财务管理应该实行“一家两制”。

学会“一家两制”，公私皆受益

“公司财产也是我的财产，我为何不能动？”珠三角不少私企老板一谈到企业与老板个人应公私两分明时都会如此反问。东莞是珠三角私企密集地，陈灿培便是该地众泰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注册会计师，他在与这些企业老板接触的过程中发现，公私账目混乱的情况已是屡见不鲜。账目的混乱直接影响到企业财税规划，企业主只是企业法人代表，并不能因此将公司财产与个人家庭财产混为一谈。而事实上，科学的财务规划在某些业务环节更能合理避税，在陈灿培看来，要制定“一家两制”，应以税法为指引。

“一家两制”:城乡社会背景下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品质有了更高要求。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有更高要求,也对生活方式有了更高品质的要求。在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形成了“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家庭内不仅存在两套制度化了的生活方式,而且以代际差异的方式显现出来。具体而言,农民家庭的父代和子代在活动方式、时间利用和行为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一差异不仅存在功能互补,而且是代际融合的基础,农民家庭因此实现了复杂再生产。在面对生活方式危机过程中,“一家两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国家的生活治理应避免破坏“一家两制”,防止人为加重生活方式危机。

农户农业生产“一家两制”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信息、成本与收入变化的视角

在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状态下分析正向“一家两制”和反向“一家两制”现象出现的条件,并且对影响该条件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信息不对称并不必然导致农户农业生产中“一家两制”现象的出现,农产品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一家两制”现象的发生;信息对称环境下,由于农户收入的异质性以及要素成本变化的不对称性,农户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变化不同步,从而导致“一家两制”现象出现。因此,要消除农产品生产中的“一家两制”现象,首先要采用“纵向一体化”或者“品牌化”等手段尽量削弱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其次通过技术进步降低高质量农产品的成本;通过产品质量认证等手段提高高质量农产品的价格;最后,要不断提高农户收入,实现农户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在高质量层次上的统一。

“一家两制”现象中的隐性权力腐败及其治理——基于利益冲突的分析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家两制"作为反腐热词开始密集映入公众眼帘并广受关注。从已查处的大量案件情况看,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很容易触发利益冲突,与领导干部权力腐败的关联度极高。其利益冲突的背后不仅隐蔽着形式多样的不当利益输送等权力腐败行为,而且有时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而难以辨识,给不当利益输送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因而是廉政风险防控的"灰色地带"。为此,从管理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入手,以最大限度消除公私利益可能发生的冲突,从而切断领导干部与家庭成员之间形成权力与资本相勾结的隐形利益输送链,使公共权力与家庭私利相分离,无疑是有效治理"一家两制"问题的关键策略。

“半工半耕”、差序场与农户的差别化食品消费——“一家两制”调查与农户“个体自保”行为分析

由于农产品价格极低,加之小农户的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经营收益十分有限。由此,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进城务工,贴补家用。农业生产的任务落在了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身上,由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出于维持农业产量等方面的考虑,农用投入品的使用量进一步上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与农业生产中农用投入品使用量的逐年增加交互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由于不愿消费自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产品,许多农户通过小片自留地种植、庭院种植(养殖)等形式,为自家消费提供质量安全更有保障的产品,此即农户的“一家两制”差别化生产。通过差别化生产、邻里的农产品交换,以及其他替代性消费渠道,农户实现了食品消费的差别化。这种差别化的食品消费,与差序场下农户的三种不同角色(职业、家庭和社区成员)相契合,是农户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一种“个体自保”。

领导权力隐性腐败的内核、外显与治理机制——基于“一家两制”情境

"一家两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腐败行为,各部门、各领域的各职级领导干部均有涉及。"一家两制"的实质内核是领导干部双重角色引发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是领导干部追求不正当个人利益的结果。"一家两制"手段和形式多样,比如有失公允的政策偏向、信息扩散的内部偏好、幕后转向台前的面子资本、寄生依附的利益关联等,这些造成了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威胁着党和国家的形象。为此,需要加强专项治理,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营利法律规范机制,以"一家两制"情况报告解决权力信息不对称,完善领导干部权力行使规避机制,以"一家两制"奖励举报机制治理权力腐败隐性化,防止公权异化,促进良好的政商关系与政治生态。

农户“一家两制”生产行为的实践与理论检视——基于双岭村作物特性、地块差别和农产品价格弹性的考察

“一家两制”概念被用以解释农户农作过程中面向家庭消费和市场销售的差别化生产现象,并将其视作食品安全压力下农户“个体自保”的内在逻辑。回到农业生产细节,检视“一家两制”概念下的作物特性、地块差别和农产品价格弹性差别,以及多元理性解释框架存在的不足,认为:(1)“一家两制”概念下的差别化生产并非普遍的农作现象,食品安全问题与“一家两制”下的差别化生产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明确且普遍的因果逻辑关系和时序前后关系。(2)作物特性、农地碎片化和农产品价格弹性会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行为,但是主要表现在个别特殊的经济作物上。(3)“一家两制”概念下的多元理性解释框架与农户行为契合度不足,农户用于家庭消费、社会交往和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大多数情况下呈现出一致而非差别的特征,且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因此,“一家两制”概念及其理论预设难以有效解释农业生产中个别而非普遍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可以从农户间横向整合、整治农地碎片化、加强针对面向市场的规模化农业监管3个层面解决农业化学品投入过量等问题。

警惕“一家两制”式新型腐败

“一家两制”是中央巡视组2014年在沿海发达地区巡视时发现的突出问题之一。它指的是领导干部既有家庭成员在党政机关工作,又有家庭成员在非公有制经济部门、民营企业等不同领域从业的现象。有人说这是领导干部家庭成员从业形式多样化的体现,但如果领导干部利用其职权或职务影响,

农户劳动力配置与“一家两制”行为——基于收入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分析

在食品安全风险威胁下,农户“一家两制”的个体自保行为会进一步加剧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风险。本文试图从农户劳动力配置的角度对农户“一家两制”生产行为给出可能的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解决措施。基于2018年广东千村调查数据,利用广义精确匹配(CEM)方法和逆概率加权回归(IPWRA)模型,本文探讨了农户劳动力配置对“一家两制”行为的影响,并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和稳健性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看,劳动力跨产业配置带来的挤出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加剧了农户“一家两制”行为,但存在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地区,农户劳动力跨产业配置显著加剧“一家两制”行为;经济发展水平偏高地区,农户劳动力跨产业配置对“一家两制”的影响不再显著。本研究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应措施减缓农户“一家两制”行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一家两制”:食品安全威胁下的社会自我保护

逐利的食物体系A模式导致了食品市场的"脱嵌"和严重的食品安全威胁。由此,家计经济条件下食品安全"社会共保"机制被破坏。作为"双重运动"的一种社会自我保护形式,农户和城市消费者逐渐转向"个体自保":农户进行"一家两制"的食品差别化生产;城市消费者进行"一家两制"的食品差别化消费。本文利用波兰尼的"社会自我保护"、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等理论和概念,提出食物体系中的"一家两制"现象,并借鉴托达罗、史密斯的多重均衡理论,讨论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的可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