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一本与一统:试论丧服中尊统的生成

通过丧服体系理解中国人伦关系的尝试,超越了差序格局式的平面化认识,但对尊尊之外推的特性仍缺乏恰当理解。亲亲尊尊都由一本而生,体现为丧服体系以父子关系为内核,父之于子既是至亲又是至尊,至尊生于至亲,至亲又成于至尊。君子能由尊父而推尊父之父、父之先祖,更能体父之志承继大宗尊统。亲亲故尊祖,亲亲之道亦得尊祖之道乃全。宗法体系下正尊之一统,是以至亲至尊之父为一本的推展和延伸,尊统蕴含在一本的生命体验中。正如亲亲自然体现为亲以及亲的递杀,尊尊则自然体现为尊其所尊、永不衰竭的一统。尊尊之统与亲亲之杀共同构成丧服体系外推的根本动力,亲亲之杀以尊尊之统为纲领。

汉代“大一统”背景下董仲舒的政治伦理建构

“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董仲舒回应汉代一统的政治诉求,深探《春秋》奥蕴,构建了儒家德治立场、公羊学方法、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他论证大一统合法性源自天道,为“大一统”建立起天经地义的哲学依据。董仲舒认为道德为政治之本,大一统系于天子之正。他主张限制权贵阶层与民争利,为大一统扫除隐患。他突破公羊学夷夏观,认为爱及四夷是大一统应有之义。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是基于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创新而构建的汉代新儒家伦理体系。经过董仲舒的创造性阐发,西汉的春秋公羊学发展为春秋董氏学,成为具有汉代思想特质的政治哲学,成为汉代权力一统、疆域一统、思想一统和汉代民族融合的伦理内核,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孔子的“天子观”及其与“大一统”理念的关系

在王朝国家的时代,“天子”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先是称为王,后来又称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其权威就是国家的权威,其形象亦是国家的形象。王朝国家稳固和发展必须维护天子的形象与权威。所以“天子”观作为古代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内容,历来为社会所重视。孔子的“天子观”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天下礼乐征伐的权力应当一统于天子,而不能让诸侯、卿大夫各行其政。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强调权力的一统。汉代出现的“天子僭天”的提法,虽然与孔子一贯反对僭越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实与孔子思想无涉。所谓孔子作《春秋》意在“贬天子”的说法,既不符合《春秋》及三传的主旨,也不符合孔子思想。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辨析的学术公案。

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刍议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公羊传》,并在理论方面进行了系统阐发和深化。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有两种内涵,在《春秋繁露》中,“大一统”之意,为以一统为大,而一统,就是三统中的一统,所以“统”为“统绪”之意;而在“天人三策”中,“大一统”有了“大统一”的蕴含,以迎合汉武帝雄才大略,欲统一政治、思想领域的需求。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汉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种内涵皆有学者加以秉承和延续。随着历史的演进,“大一统”的“统绪”之意日渐模糊,而“大统一”之意占据了主流。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内凝聚——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富有启发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秦汉到清中期部分,以各民族政权“争治”中原的史料史实为基础,阐释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大一统”理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秦汉到清中期内容上承夏商周时期奠基的中华文化,下启近代以来探索形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理论联系实际,历史注解现实,以强有力的中国国情史料支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从天文到人文:“大一统”思想的时空结构

《春秋公羊传》提出的“大一统”思想,经历代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凝聚与壮大的精神基质和不竭源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时空观有直接关联。这表现在天文历法作为生存的基本范畴,如“太一”“天”和“历元”“正朔”等观念,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时空背景、权力结构、信仰底色和文化沉淀。时空结构聚化为民族特有的“一统”心理模式,不但是指引人们行动之“本”,也是规范交互模式之“元”,从而在现实上逐渐趋向于“统一”,这即是“从天文到人文”之义。“大一统”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从“大一”到“一统”的时空与文化整合。

大一统视角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

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大一统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记忆,并在思想意识、国家建构、治国理政等方面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台湾问题、完成港澳回归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大一统思想,妥善处理内部问题与外部干涉,积累了和平谈判、稳固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的丰富经验,为“一国两制”台湾地区方案构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把握大一统思想的核心精神,有助于“两制”台湾地区方案在设计和推进过程中超越昔日束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清代藏事碑的“大一统”叙事

清代藏事碑是清中央与西藏地方“大一统”意识构建的重要文献,也是清廷在西藏地方“大一统”政治实践的金石之证。清代藏事碑记录了清代西藏与其他边疆地方一起融入国家疆域“大一统”的进程,见证了清中央、入藏驻藏官兵与西藏地方人民国家疆域“大一统”、民族“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构建与演变过程,并为清代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法治与行政“一体化”留下实证。清代藏事碑是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重要史料,是中国边疆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大一统到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化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形成根植于自身长期以来的观念与实践,成形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救亡图强的历史进程。在历史上,大一统观承受了王朝更迭、外来文化冲击和各民族融合引发的变革,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状态的重要文化和心理纽带。近代以来,由传统大一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不可避免,以“天下大一统”为理想愿景的大一统观也经现代观念的重构,转变为追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统一性理念。从大一统观念下的自在共同体转化为统一性观念下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天下一统的文化愿景被重构为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向内凝聚的政治结构被重构为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哲学被重构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以现代统一性观念为基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使中国能够在维系统一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彰显“大一统”的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汉晋史书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

边疆书写作为历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汉晋时期,边疆书写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理念及其主流历史意识地位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时期,边疆书写在内容和模式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前代的边疆治理经验以及史家的夷夏观念的转换。

“大一统”学说的构建与中华民族形成进程中的观念认同

国家统一、民族交流与融汇是历代人们赞颂的社会局面。这种局面与“大一统”理念有密切关系。汉儒所提出的“大一统”学说适应时代的需求,泽后世于久远。“大一统”之说源起于《春秋公羊传》,是汉代公羊学家的释经之语。其本义只是指出《春秋》所言“春王正月”,即王所颁行的历法的春季之正月。董仲舒将传统的“天命观”予以新的诠释。“大一统”被董仲舒说成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根本大法。认为“大一统”是天地间最习常的规律,是古往今来皆通用的矩矱。这个学说的构建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固发展都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清朝“大一统”观的历史书写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所建,入关后尤为重视文治。在帝王的亲自干预和朝廷主导下,开设了大量史馆,形成了连续不间断的修史系统。史书文本的建构是“大一统”观指导下的文化实践活动,又从不同视角立体书写着清朝孜孜追求的“大一统”观。清朝通过“明清易代”的史学表达传递出对“正统”地位的追求;开创方略体记录王朝战争史昭示帝王“武功”,刻画了清帝天下共主的形象;以一统志为核心的系列志书编纂,则是为着重书写清朝远迈前代的“大一统”疆域规模。清朝如何利用史书文本来书写“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应当给予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清代大一统格局下北部边疆民族多元治理政策——以八旗察哈尔喀喇真固木佐领为例

入清后,察哈尔群体分别编入八旗、外藩扎萨克旗系统,其中编入八旗的察哈尔群体有八旗蒙古察哈尔佐领与游牧八旗察哈尔佐领之分。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相关满文佐领根源册与八旗世袭谱档,结合多语种史料以原察哈尔万户散秩斋桑喀喇真固木及其属民编设的察哈尔游牧佐领为例,考述乾隆朝清查并将该佐领定为喀喇真固木家族的世管佐领的过程,认为清朝虽将天聪年间编入八旗的察哈尔群体划为游牧佐领和在京佐领两类,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特别是原领属阶层可在驻京与游牧之间灵活地切换角色,这也说明八旗察哈尔游牧佐领性质与八旗蒙古之间的隶属关系仍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体现了清朝政府在边疆治理中采纳的“从俗从宜”灵活政策,同时文章通过梳理档案资料清晰地呈现了乾隆时期清查八旗察哈尔佐领根源的基本流程。

作为经学式宪制的“大一统”——董仲舒的宪制思想发微

宪制是承载一个文明体的根本大法。作为汉代儒宗的董仲舒,其“大一统”的宪制思想是对周秦巨大变革的回应。与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不同,经学意义上的“大一统”包含“尊王”与“贬天子”两个内在维度,规范限制君权的“贬天子”实内置于“大一统”的“尊王”维度所蕴含的深意中,此春秋公羊学的宪制精义在后世逐渐被遮蔽。一方面,“贬天子”体现为国家“大一统”宪制的精神根基,董仲舒提出孔子作《春秋》,王者受命于天和阴阳灾异说,接续传承古典“天道宪制”,以道统制约治统;另一方面,“通三统”作用于“大一统”宪制的制度变革,董仲舒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通过一整套政教制度的设计,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从而为汉立法。董仲舒的宪制思想不仅是为汉立法,其接续先秦六经道统,对我们认识现代中国宪制文明的精神底蕴,具有跨时代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