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监督权的理论争鸣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一般监督权有含义之争、存废之争、价值之争,三个方面的争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一般监督权的确切概念。一般监督权就是检察机关对那些没有达到犯罪程度但构成违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我国存在有限一般监督权,但难有作为,处境尴尬,必须予以完善——明确监督主体、明确监督对象、细化监督方式、引入权力制约机制。

往返流盼: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考证与展望

受革命道路、政体结构、法制传统、诉讼资源等因素影响,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在法律发展史中命运跌宕,经历了数百年的枯荣和沉浮。从俄国彼得大帝的初步实践,到苏联的系统运行,强调最高性、全面性、单向性的一般监督权在维护法制统一上有得有失、毁誉参半。当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仍然存续着有限的一般监督权,并在监督方式上呈现出针对性、有效性、双向性的发展趋势。基于法制统一、保障人权等目标,我国可在合宪性监督、劳动教养监督、检察建议权、行政执法监督上明确有限的一般监督权。

检察监督与政府权力

权力需要监督,否则就有可能变为暴力。这是一个政治学或者法学的常识,对于政府权力而言,也不能例外。因此,我国宪法奠定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有权行使法律监督权。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定位,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沿革过程。从借鉴前苏联的一般监督权,到对其废除,确实有其历史和现实必然性。检察监督权存在与否及其内容和范围如何,也是与现实的要求分不开的。在我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对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进行合理调整和适用,以适应对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监督的要求,已经成为必要。

论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

当前虚假调解案件已成为扰乱我国司法秩序的一大顽疾,亟需得到有效治理。囿于当前法院的自我监督和案外第三人应对虚假民事调解措施的乏力,有必要发挥检察监督的制度优势对虚假民事调解予以规制。然而,虽然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调解活动进行监督,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监督职能错位、监督方式单一以及监督效力不足等问题,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的宪法问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历史经纬,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不是法律监督权的宽泛解释,也不是诉讼监督权的自然延伸,而是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一般监督权。检察监督的改革创新为一般监督权的续造提供了新的契机。而权力属性为一般监督权的定位也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配置,尤其是在监督方式、监督程序以及监督内容的制度设计上提供了新的路径。

检察权的人民性:公诉权核心论的宪法学沉思

检察权的人民性久已被遗忘,这是导致宪法解释明显偏离文本文字的重要原因,也是公诉权核心论产生的解释学根源。宪法和法律文本文字不是机械的语言学与语义学追随,即使是自由解释亦不得冒偏离文本文字的风险,否则将有违人民主权这一伟大原则。检察权来自宪法设计,无论是人民授权、宪法授权、主权者授权,还是人大授权、人大二次授权,都说明检察权的根基深植于民主集中制这一宪法原则,其核心深藏于权力分工与监督之中,其功能未必仅限于刑事诉讼。作为人民代理人,检察权的核心在于"完全且独立的权力",公诉权核心论是偏离文本文字的宪法臆造,它割裂了检察权的完整性,属于宪法上的自我残害。

检察建议的理论与实践——以检察机关社会综合治理职能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也是与其他机关同质化、承担社会综合治理职能的机关。检察建议是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一种措施;基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政体内部制约的制度需求,监督任务不会因为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取消而消失,检察建议具有替代一般监督权的功能。因此,检察建议的未来命运取决于检察机关社会综合治理职责与一般监督任务的发展。

论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与作用

中国宪政体制确立了人大主权和机关分工的原则,全国人大总揽全部国家权力,制定宪法,依分工原则设立不同的国家机关,授予不同的宪法权力,检察机关是其一。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地位平等,互不隶属,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从建国至今,检察机关组织法几经变迁,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制定后,检察机关被认为不再享有一般监督权。此观点有违宪法的原意,现行宪法并未剥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检察机关享有完整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实际工作以打击各类犯罪为主,具有维护政治、社会和法律秩序的作用和功能。近年来,检察机关的政治功能被不断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未能全面彰显。这是今后检察工作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理论辨析与实践探索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应当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法权新领域、拓展检察建议理论新外延,构建、完善以一般监督理论为支撑的的检察建议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化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切实发挥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纠错、整改、预防、引领作用。

论检察机关“行刑衔接”制度职能的完善措施

作为行刑衔接制度的参与主体和监督主体,为了增强行刑衔接制度的绩效,检察机关应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一般监督权。在信息共享机制中,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信息都应纳入共享机制范围。检察机关介入行政执法行为,应限定于指导行政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界线内,同时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程序性监督措施。

人民检察权的性质定位

人民检察院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国家机关,其性质的定位关系到其职权与功能的发挥。本文简要的说明了当前的争论,通过探求监督制度的历史文化、实践的基础和当前的宪法法律依据将其定性为国家一般监督权,并对这种定性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实证考察与理论分析: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的重庆样本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民事诉讼制度,其在发挥快速解决民事纠纷、有效缓解司法压力的同时,也因违法调解、恶意调解等现象的大量增多而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逐步确立。该制度的确立,既保障了调解活动的顺利开展,又有效维护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然而,由于检察实务部门未能准确把握监督权的性质、合理界定一般监督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加之过度依赖于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导致实践中存在监督案源不足、监督职能错位以及监督效果不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法院调解检察监督权的属性、监督的案件范围以及监督方式重新梳理,以确保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的全面、准确、有效实施。

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兼论对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启示

前苏联模式检察制度的形成,是列宁检察监督思想的直接成果,回应了苏维埃政权追诉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克服官僚主义的需要。前苏联模式检察制度回应的是落后的多民族单一制大国对检察制度的需要,前苏联模式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模式。魅力型统治时期最高领袖对法制建设重要性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中苏检察制度的不同命运。当代中国国情决定了我国有必要借鉴前苏联经验重新赋予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使其更好地承担法律监督职能。

回首检察理论研究六十年

我国检察理论研究始终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创建和发展、伴随着中国社会和法治的发展而展开和深入的,始终是围绕我国检察制度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检察理论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创时期(1949—1957)、低谷时期(1958—1977)、繁荣时期(1978—2009)。60年来,检察理论研究中的争论主要围绕有关检察机关性质与任务、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以及检察机关的职权等问题展开。

如何规范与加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咨询工作刍议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社会系统工作，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不具有一般监督权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来参与、指导职务犯罪的治理与防范，促进相关领域、单位和岗位廉洁性，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盐田区检察院预防部门按照最高检《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提出的基本工作规则，在预防工作实践中充分运用预防咨询方式，协助相关单位完善管理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