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丁忧制度论略

清代官员丁忧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完善,清廷对官员丁忧时间有明确规定,丁忧官员范围较前代有所扩大,除了从前的汉族文武官丁忧外,还增加满、蒙、八旗官员的丁忧。由于满、蒙、八旗官员的特殊身份,导致丁忧官员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此外,清廷对丁忧官员管理的加强,充分表明丁忧官员对地方的发展稳定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清代官员丁忧制度的研究,可进一步认识清代的汉化倾向和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

宋朝丁忧制度与政治斗争——以“李定匿丧”与“史嵩之起复事件”为例

丁忧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礼制,即遇到直系尊亲逝世时,人们要居家守丧,官员更是要主动申请离职守丧三年。但因为贪恋权位,一些官员便做出有悖"孝道"的行为,即营求夺情或起复,甚至匿丧。在宋朝,官员的这种不孝行为不仅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更会成为反对派攻击的把柄,从而使丁忧制度成为宋朝党争的利器,这在李定匿丧和史嵩之营求起复事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试论元代的丁忧制度

元代的丁忧制度沿袭了汉族固有的传统,也有自己的特色。作者主要从丁忧对象、丁忧请假、违例不丁忧、丁忧期限、丁忧待遇五个方面对这种制度作了论述。

宋代武官丁忧制度考论

宋代武官丁忧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北宋前期的沿袭与形成、北宋中后期的发展与完善和南宋时的补充与更张三个阶段。其内容主要涉及武官丁忧解官的范围、武官丁忧起复的条件、武官丁忧服阕授官程序、武官丁忧给假制度、武官丁忧期间俸禄支给和官方保障。但不论是解官持服还是夺情起复,宋代武官丁忧制度始终以现任军中和任职边地为底线,体现了宋代教孝求忠的政治导向。

“参汉酌金”立法思想视域下的清代丁忧制度

丁忧制度从儒家伦理中的孝道思想演变而来,自汉代开始逐渐法律化,形成了一项职官制度。清代作为边疆民族统治中原王朝,不仅吸收了明代汉文化中丁忧制度的经验,同时也融合了本族习惯,“参汉酌金”将丁忧制度应用于清代官员制度中。“参汉”,即借鉴前代丁忧制度的回籍守制等规定,同时,具体内容也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变化而不断改进。“酌金”,则体现于丁忧制度中对待满蒙与汉族官员的区别上。由于满蒙族不曾有丁忧的传统,为了兼顾其习惯,清代丁忧制度中的规定和实施对满蒙与汉官员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夺情”这一历朝历代都存在的例外情形。“丁忧”是“孝”的体现,“夺情”便是与之不能两全的“忠”的代表。清代在“丁忧”的“孝”与“夺情”的“忠”之间也做出符合统治需要的调整。清代丁忧制度在“参汉酌金”立法思想下的核心理念体现在:清廷在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实践过程中重视主动学习模仿儒家文化,同时也注意保留自身的传统和习俗。

中国古代仕宦官员“丁忧”制度考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仕宦官员“丁忧”不仅事关其孝道操守的官场道德评判,而且与其仕途任职乃至官场政治风云变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仕宦官员“丁忧”对古代官场社会所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丁忧”普遍与官场仕职变动相联系,直接引起丁忧官员黜陟迁转的仕宦命运变化;其二,围绕丁忧过程中的“夺情”起复,官场权力倾轧与派系政争波澜迭起,往往导致高层权力纷争势力的此消彼长及人事变迁;其三,仕宦官员面对“丁忧”与“夺情”的两难取舍,屡屡引发古代官场“忠孝不两立”的尖锐矛盾冲突。由于仕宦官员“丁忧”始终与其仕宦命运相联系,因此,原本“丁忧”尽孝的人伦道德行为,一旦付诸官场人事实践,必然被打上浓厚的官场政治印记。

清朝丁忧制度研究

清朝作为以满洲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丁忧制度的制定上,一方面借鉴了前代成例,另一方面体现出其民族特殊性,兼顾到满汉文化传统与习俗的不同,对满洲、蒙古、汉军、汉人官员的丁忧期限与丁忧期间的待遇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制度源于文化,也是文化传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形式之一。清朝的丁忧制度,一方面是具有规范作用的制度条文,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文化形式,反映着满洲统治者对本民族以及汉族文化传统的政治态度。

论清代士人丁忧期间的学术文化活动

清代士人在参加科举或做官之后,不少人会经历父母丧亡的人生变故。由于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汉代以来士人丁忧期间要居家守丧,不能考试、做官、交游、娱乐,加之受清代前期社会风气、学术潮流的影响,很多清代士人在丁忧期间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在礼学研究、历史考证等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在文学创作、讲学、课蒙、编刻书籍等方面的活动,也多与平时有所差异。

朝堂与乡野之间:明清时期官员丁忧心态探析

明清时期,丁忧制度在实施和惩处方面有了新的内容和严格要求,更加成熟完备,深刻关系着官员的人生命运。丁忧的利与弊,势必会造成官员思想、情感、情绪等心态的波动,产生身退辞避,或是瞻顾权衡,甚而营求己利等诸多丁忧心态。丁忧心态体现了官员为人做事的价值标准和精神境界,影响着朝堂政治、社会风气及自身和他人的命运走向,并在与社会思维、社会影响相互作用后,成为平衡国家、官员和民众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孝忠一体与家国同构——从丁忧看传统中国的政治形态

丁忧制度即是规范官员服丧守孝的强制性规定,是最具有特色、持续时间最长和影响最深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之一。丁忧制度的伦理基础是孝和忠,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的制度载体。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倡导,而且是一种制度性结构。丁忧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家国同构的制度,它通过消除个人行为与官员职责、私人生活与公共事务的边界使家与国在结构与功能上趋于同质化。从本质上说,丁忧制度与株连制度、保甲制度和庇荫制度等一样,是强化家国同构的制度安排,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政治统治秩序和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统治阶级特权利益。

雍乾之际的在任守制与政策调整

丁忧官员离任守制本是国家之法令纲常,但这一规定的实施情况会因时因地而有所变化。雍正年间,官员在任守制的情况多有发生;乾隆即位伊始,即针对这种情况发布严禁在任守制的命令。这种政策转变的背后,是雍正帝"移孝作忠"和乾隆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两种理念相互冲突的结果,同时也与雍正年间丁忧官员在任守制情况的泛滥有关。通过在任守制禁令的实施,乾隆帝在整饬吏治、弘扬孝道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展现了乾隆初政的新气象。雍乾之际在任守制政策的不同境遇,为我们展现了雍乾变局新的面相。

什么叫“夺情”？

“夺情”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丁忧制度的权宜之举。“夺情”还称“夺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朝廷对一些大臣要员，虽然遭受父母之丧，也不放其解职离岗，要求其继续留任，素服办公。如光绪八年（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