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来东对现代中韩诗歌的双向译介

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韩近现代文学双向译介的重要时期,不仅是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译介的兴盛期,还是中国对韩国近现代文学进行译介的开始期。拥有着中文学家、作家和翻译家三重身份的丁来东,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更是履行着韩文学汉译、汉文学韩译的双重使命。本文将以20世纪30年代丁来东对现代中韩诗歌的双向译介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理论并辅以社会历史批评法,进一步认知丁来东在现代诗歌译介上的个性,探究其诗歌译介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取向,并了解其对韩国现代诗歌发展产生的影响。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1946-1979:韩国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

上篇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是韩国中国学研究发展最为迅速、也是最为大宗的一个分支领域。它根植于本民族的汉学传统,随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发展和传播,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

1946—1979:韩国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

下篇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上述韩国建国后培养的新一代学者精英陆续完成在台湾或本国的研究生学业,正式进入大学任教,成为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持续发展的生力军。如在汉城大学,金学主、李炳汉于1966年开始担当中文系的专任教授,其后,在1975年,随着汉城大学综合化体制的形成,自1969年起在教养课程部任教的金时俊、崔完植亦转入中文系;同年8月,车相辕教授退休,又有洪寅杓加盟专任教授的队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南朝鲜的历史与现状

原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历史与现状》。现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尹成奎按朝鲜文译出,以使读者在了解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方面又打开一扇窗户。

二、三十年代朝鲜的鲁迅研究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属于世界人民,在朝鲜人民的心目中鲁迅早已具有崇高的声誉。金日成同志早在五十年代说:'苏联高尔基的作品、中国鲁迅的作品,是任何人都必须读一读的优秀作品。这些文学作品,贯穿着对人类的真正热爱和憎恨旧社会、无限向往新社会并要建设新社会的战斗精神。'韩国的几种世界文学全集里收进鲁迅作品,把鲁迅和世界文学史上的许多伟大作家并驾齐驱。从二十年代初开始,鲁迅的名字在朝鲜传播以来,朝鲜的鲁迅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二、三十年代,这时进步文人热情介绍、翻译鲁迅作品,并出现了几篇有份量的长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