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构建中的外在因素影响——以丁玲等文学史评价为中心

在中国新文学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构建历史中,政治、商业等外在因素产生着很大的影响。从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几位女作家的文学史评价中可清晰地见到这一点。文学外在权力因素的影响与新文学的复杂背景和相对短暂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这些因素的过分介入,会对文学史建设和当前文学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保持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构建与文学外因素的适当距离,值得文学界深刻反思。

“还是自己埋头苦干要紧”——郭老1946年前后与解放区文艺界陆定一、周扬、丁玲等的互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增强了来往和交流,陆定一、周扬等解放区文艺界的领导和丁玲等著名作家纷纷给战斗在国统区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写信介绍解放区的文艺,赠送解放区的作品,希望郭沫若予以推荐,扩大影响。郭沫若几乎一一作了回答。

意识形态规训下个体主体性言说的艰难——结合丁玲等人的批评文章探究《我们夫妇之间》受批缘由

《我们夫妇之间》蕴含着受规训的知识分子个体主体性言说的叙事策略。小说潜藏着抵制、消解了权威意识形态的话语声音,体现了被规训的知识分子对权力话语的潜在抗争。"丁玲"式的批评彰显了知识分子型文化管理层群体操持文艺批评话语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趋向;对萧也牧的批判体现了新政权占领城市时,革命话语面临被抵制、消解时产生的焦虑和警戒意识。批判活动标志着以"指导文艺思想、文艺运动"为职责理念的《文艺报》编辑群体有组织地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一次权力实施。建国初,国家政权致力于建构革命话语权威地位,这次批判活动与该策略紧密相关。

丁玲等应邀来长影参观座谈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老作家丁玲同志，在来长春参加会议和讲学期间，八月五日下午，应长影邀请来厂参观座谈。同时应邀来厂的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我国文学界著名老前辈楼适夷，来长举办联合心展的著名国画家崔子范、卢光照、秦岭云；作家刘绍棠、从维熙，张弦、陆文夫、陈明以及我俗作家蒋锡金、许行等。

农村知识青年出路、前途问题的丁玲式书写——读丁玲佚作《杜秀兰》

新近整理的丁玲佚作《杜秀兰》是书写农村知识青年出路、前途问题的小说。这一创作主题成为热点与1953、1954年的“教育整顿”和1955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密切相关。丁玲之写《杜秀兰》源于她在京郊下乡的体验,基于她书写现实重大题材的尝试,同时也基于她对现代青年的出路问题、精神困境一贯的关注、理解与把握。因此,《杜秀兰》虽为“应时”之作,但其主人公仍是属于丁玲自己的人物,具有丁玲笔下新青年特有的“自珍”“卓尔不群”的气质。同时,小说的重点落在主人公如何能够突破自身思想、精神限制,顺利返乡,实现一种“社会化成长”。丁玲对这一融入集体的“现实道路”的书写一定程度上呼应、弥补着《在医院中》那个仓促的结尾。但对这个“现实道路”理想条件的设定使得这一解决路径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历史考证

小说《在医院中》是丁玲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令她在政治上饱受磨难的一部作品。她一生中很少就这篇作品发表意见,甚至可以说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对小说《在医院中》如此敏感呢?通过对作品中的“XX医院”“人物事件”“创作动因”以及延安文艺整风与丁玲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详细考证,可以深入探讨丁玲在1940年的情绪低沉、思想困顿、情感纠葛和自我救赎。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的重新梳理,可以揭开丁玲创作《在医院中》的历史之谜。

“内面的人”及其限度与作家“自己的人物”——丁玲未刊小说手稿《杜秀兰》杂谈

丁玲未刊手稿《杜秀兰》在创作时段上处于《粮秣主任》和《杜晚香》之间,具备相当的完成度,《杜晚香》的整理和发表,填补了丁玲当代时期从1953年到1977年二十四年间的创作空白,无论是对于丁玲个人的创作史,还是对于理解当代语境下成熟作家在创作中的调试、改变或延续和坚持所包含的文学史意涵,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杜秀兰》在主题表现、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文本特征上,体现了丁玲呼应新的时代条件要求而做出的改变,但在文本内部的风格特征,尤其是人物内心心理的表现和刻画上,又表现了丁玲一贯的艺术风格。“新人”塑造、新的时代要求与“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作家个人创作特色和艺术惯性所构成的张力关系,在《杜秀兰》文本中有富有症候性的体现,使文本出现了某种导向自我冲突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丁玲一直坚持的基于创作主体的“生活论”又最终使《杜秀兰》回归了属于丁玲的“自己的人物”,作品也因此打上了深刻的丁玲的文学印记。

梁斌与丁玲的互动及其文学史价值

丁玲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丁玲与很多作家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如丁玲与沈从文、萧红、韦丛芜、施蛰存等,但丁玲与梁斌一直未曾涉及。本文主要围绕丁玲与梁斌的互动,从丁玲被捕、对丁玲逝世的悼念及丁玲对《红旗谱》的认可等内容入手,从梁斌与丁玲这些互动中能够看到作家之间的传承及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对文学现象进行补充,并窥视其互动背后隐藏的文学史价值。

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

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通过梳理丁玲作品政府机构译介和国际学者译介情况,以及各译本在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等网站上的读者综合评价情况,对英语世界丁玲作品的接受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差强人意,存在不少进步空间。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向世界,在翻译层面,应坚持“常译常新”。在传播层面,应注重“平靓正”,重视“粉丝翻译”的影响力,通过与其他传播形式跨界合作努力为自身“引流”;同时,还要重视译作的本土化。在接受层面,应思考如何实现接受效果从“Chinajoy”到“Globaljoy”,让中国文学作品凭借自身的魅力,赢得海外读者的衷心喜爱。

关于丁玲未刊小说《杜秀兰》(附丁玲小说)

二十多年前,我帮助陈明先生整理准备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遗留物品时,看到这篇《杜秀兰》手稿(手稿整理稿附文后),当时很好奇,因为丁玲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到过,她晚年的作品几乎都经我手抄写过,但我从未见到,也未听说过这篇《杜秀兰》。当时我粗略读了一遍,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就把文稿拍照下来,想有空时仔细读读。

2001年版《丁玲全集》的错讹与修订

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卷本《丁玲全集》是目前通行的丁玲作品全编,对新世纪以来丁玲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套全集在质量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丁玲全集》是以湖南人民出版社十卷本《丁玲文集》为基础增补而成的,而《丁玲文集》中存在着校勘疏漏、刻意改动等问题,《丁玲全集》不仅没有订正,反而还产生了新的错讹与纰漏。这些问题如果不予指出、纠正,对丁玲研究来说是很不利的。

鲁迅藏丁玲《母亲》

《母亲》是丁玲的未完稿小说。鲁迅所藏为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33年初版的签名本(见封三)。小三十二开本,软布面精装,外加护封。封面上端有“良友文学丛书之七”字样,附有1902年丁母纺纱照片作为配图。版权页上是“一九三三,五,二十付排”、“一九三三,六,二十初版”、印数“1—4000”。初版没有序言,书尾有“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辑赵家璧撰写的四百字《编者言》交代未完稿之事。随该书出版,另有两则售书宣传的大幅广告,印有丁玲照片,分别刊登于1933年6月25日的《时事新报》和6月27日的《申报》。

论丁玲早期的小说创作

目的:丁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女性作家,人们往往对她踏入革命道路以后的作品比较熟悉,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具有革命话语的作品。而丁玲早期的创作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与后期的风格迥异,她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方法:文章从丁玲早期的个人经历出发,结合她1929年至1930年创作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早期创作风格,探讨丁玲早期的小说创作。结果:受20世纪初寻求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思想运动的影响,丁玲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她笔下的人物对爱欲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以及面临的生活困境,既有自己的影子,又有时代的影子。结论: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女性地位与话语权,还有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女性力量,成为关注的热点。带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解读丁玲早期作品中极富生命力的女性形象,会有更多的收获。同时,根据丁玲思想的转变,也能看出政治信仰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可忽视。

有限理性视域下的女性出走——以丁玲的《梦珂》为例

《梦珂》是丁玲初入文坛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代表了丁玲初期创作的总主题——五四落潮后女性追求独立的反叛精神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小说中梦珂经历了三次出走,非但没有看到希望,反而在一次次逃离中走向深渊。从有限理性视角出发,探究梦珂三次抉择所造成的憧憬和失落,可以为理解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作家的创作转型提供新角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丁玲20世纪40年代的情感改造——基于对《三日杂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考察

丁玲在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和创作进路。正是以《讲话》所要求的知识分子改造为基点,丁玲在有意识的下乡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情感机制,力求将个人的感觉结构内嵌到时代的精神结构之中,从《三日杂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体现了这一情感改造的过程。在不断地深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丁玲重建了自己与乡村世界的联结方式,并尝试着以自身的感知为中心,重塑自己的情感结构,最终完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转化。

情感结构与时代症候:重审1920年代丁玲北京时期的情爱书写

对于像丁玲这样受新文化思潮感召来到北京的知识青年来说,其情感结构已然不同于“五四”初期激烈张扬的政治青年,飘零无依的孤独、理想抱负的落空、生存糊口的艰难、前途未可知的迷茫,集合成了丁玲这一代人的共同体验。丁玲早期在北京的创作既可以说是对时代情感结构的一种继承,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拨,通过情爱书写,丁玲对其时流行的“感伤主义”与现代女性成长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徒有感伤情绪在现代社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而作为女性恋爱的客体,男性群体也并不能满足新女性恋爱的要求,“男性气概”的失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要求女性变得更强大;在以经济地位决定男性气概的社会,对于经济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女性来说,无论是“浪漫爱”还是“灵肉一致”的爱情,其实都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

抗战语境下的“个体”与“共同体”——丁玲延安书写的战时情感体验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在亡国的巨大威胁下,人们普遍会形成一种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这一共同体想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寄希望于具有崇高理想的个人,通过个人的无私献身贡献于抗战的最终胜利;二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全民利益一致、目标一致、国家主义价值观一致,整个民族联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一致对外。然而,这种民族共同体想象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后来者的理想建构,抗战语境下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实际存在着很大隔膜且很难真正走向联合。从这一视角来看,丁玲延安时期所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正是对一种抗战语境下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真实还原,是战时情感体验的直接书写,间接表露的是当时大多数人对于艰难持久的抗战反殖民斗争如何取得胜利的企盼与忧思。

文学的终结:从《杜晚香》看丁玲的文学道路

丁玲在《杜晚香》中传达的是对革命理想人格和自我精神终点的一种预设——一种更高的自我,但杜晚香并非完全现实中丁玲的反映,相对于杜晚香的平静,丁玲的世界仍是不安的,她内在的意志仍一如既往的强劲。如果说早期丁玲的创作表达了个人主义式的欲望,那么随着转型后与社会的联结,她心理化的欲望就转换为了身体的行动,革命使她的主体得到了有力的锻造。然而,从其后半生的文学创作来看,实践的意义并没有在其文学创作中发挥出来,创作主体处在凝固而非流动的状态,《杜晚香》就是这样一个主体静止的文本。尽管丁玲将“情感”看作是文学创作的法宝,但她深入生活获得的情感主要是人伦层面的,将这一感性的情感与革命的理性对接、融合对她而言却存在着困难。

半殖民体验与现代时期丁玲创作

丁玲的创作从一开始到抗战胜利这段时间里,都与她的半殖民体验密切相关,可以说,半殖民体验不仅贯穿了丁玲在现代时期的创作,也影响着其对文学、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的认知。这种半殖民体验影响了她对“个人”与“群”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个人”“群”与抗战关系的认知。如果说左转之前,她的半殖民体验局限于殖民对个体出路的表达,那么,到了延安之后,她则将这种个体化的半殖民体验推向了整个抗战,试图将想象验之于现实,来解答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危亡的时刻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之间的关系问题。

互为镜像的莎菲与丁玲——重读《莎菲女士的日记》兼谈丁玲早期的情感生活

《莎菲女士的日记》既是丁玲早期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她本人情感生活的隐喻性表达。这篇作品虽然产生于“后五四”时期的启蒙语境,并经常被研究者纳入到反封建与反传统的思想体系中加以解读,但本质上揭示的却是一种青春期的心理学现象而非思想启蒙视域中的社会学现象。莎菲内心的“苦闷”“孤独”“忧郁”和“焦虑”以及她的生活经历与情感经历,其实都是丁玲在借莎菲以喻自己,进而构成了她们两人精神人格的内在统一性。《莎菲女士的日记》真实地反映了青春少女的情感盲动性。故读懂了莎菲也就读懂了丁玲,乃至读懂了一种永恒不变的生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