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筮法”与“经旨”之间:试论朝鲜丁茶山的易学

朝鲜儒者丁若镛(茶山)在继承中国象数易学传统的基础上,由“筮法”而推“经旨”,形成其体系性的《周易》新解。筮法的基本逻辑是,在占筮过程中通过观察卦象系统的内在变动,来排除“人意”、敬承“天命”。以此筮法逻辑为前提,《周易》解释学的不少难题均可得到较清晰的解决方法。例如,由筮法逻辑可以明确推出,最严格的象辞相应论才是《周易》解释的正当原则,这就为象辞关系这一易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难题带来了曙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茶山以筮法为根基重解《周易》的尝试,源自朱子“《易》本卜筮之书”命题而又有所推进,是中国易学在异域的一大发展。

丁茶山诗论中的文学思想

朝鲜诗人丁茶山是实学派代表诗人,李朝实学之"集大成"者。丁茶山诗论中的文学思想体现在其文学观念、创作思想和审美理想等方面,核心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的"补政"功能,丁茶山主张诗人作诗首先要以儒家经典提升志向、以实用之学、民族之学增广见闻、加强修养,而后"触物兴感"才能成就佳作。"抑扬顿挫"、"形似传神"与"清新的民族风格"是丁茶山追求的审美理想。他在诗论中体现的文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实学色彩和美学价值,这不但成就了丁茶山自身创作实践中的鸿篇佳作,而且在朝鲜文坛上大放异彩,对当时和后世诗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与丁茶山诗歌内容管窥:时代的画卷与诗人的忧思

诗圣杜甫亲历了使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用如椽巨笔创作出了多首"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佳作,成就了杜诗"诗史"之号。相距千年,在朝鲜半岛诞生了被称为"杜甫还生"的丁茶山,作为朝鲜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著名实学派代表诗人,丁茶山目睹了朝鲜王朝末期传统社会体系崩溃前,危机四伏的统治系统、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并在诗歌中记录了这一切。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杜甫与丁茶山用他们的诗歌创作,将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和一曲曲时代的悲歌生动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但由于所处国度与时代的不同,两位诗人在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时又各有侧重,杜诗主要描写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灾难,而丁茶山则更多地展示了李氏朝鲜时期混乱的政治造成的凋敝现实和民不聊生的惨状。面对黑暗现实,杜甫更多的是对安史之乱的反思,表现出对统治者的讽谏;而丁茶山则以实学家的眼光对整个社会体制做出了审视与省察,其汉诗作为丁茶山实学的重要构成,表现出鲜明的改革意识。

杜甫与丁茶山“三吏”叙事特点之比较:“主客融合”与“主客分离”

主客的"融合"与"分离"原是用于评说汉赋的创作特点,本文借此术语概括杜甫与茶山叙事诗的不同特点。诗圣杜甫亲历了给唐代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安史之乱,创作了以"三吏"为代表的大量叙事诗,其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的艺术手法为无数后人推崇和仿效。相距千年,18世纪末在朝鲜半岛诞生了有"杜甫还生"之称的实学思想家和诗人丁茶山。丁茶山面对朝鲜王朝末期传统社会体系崩溃前危机四伏的封建统治、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劳苦百姓,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叙事诗,最高成就之一是对杜甫三吏的效仿之作。本文以杜甫与丁茶山的"三吏"为例,探讨两位伟大的诗人在诗歌叙事中,表现出的"主客融合"与"主客分离"的不同特点。

丁茶山的中國易學史論

丁茶山是朝鮮易學史上極重要人物。他在《周易四箋》及《易學緒言》分别提出具啓發性的方法論,及對中國歷代易學作系統性批判。前者提出研究《周易》的四大方法,後者以此四法爲標準評價中國歷代易學。本研究以此二著作爲主要參考,考察茶山對中國歷代易學的評價。這不但有助了解茶山易學的特色及貢獻,而且亦可窺見實學與朱子學的關係及朝鮮儒學的創意及其局限性。

丁茶山政治思想中的契約論特色

十九世紀的東亞世界在面對西方勢力的入侵時,提出了"中體西用"、"東道西器"與"和魂洋才"的説法,然而只有日本的"和魂洋才"之説,推進了社會的改革,而取得成功。雖然大部分的學者認爲日本所以成功的原因在於揚棄儒教獨尊思想及其體用哲學。然而東亞的知識分子並未放棄傳統的思想,而持續摸索具有東亞特色的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理論。對於崇尚西學的現代東亞知識分子而言,東亞儒教文化最欠缺的是面對現實處境的理論,因而在重覆性的論點下,難有理論的發展。然而,實情是否如此?基於這個問題,本文嘗試討論朝鮮丁茶山(1762—1836)政治思想中可能的理論發展,由此説明其思想在儒學上的創新,以及與現代性思想的關聯。本文的結論以爲:丁茶山以"二人相與"説詮釋"仁"的意義,其論點可以與西方的社會契約論相連繫,在當時的儒學環境具有調整、創新的意義,在未來也有發展的可能性。由於儒學在當今已經不再具有過去東亞政治傳統的權威性,如果它不能轉變爲具有理論活力的學説,則其地位將岌岌可危,由此而言,丁茶山儒學中的契約論特色,將是東亞儒學發展中值得珍視的傳統資源。

韩儒丁茶山《周易》解释的修养论特征研究

丁茶山作为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周易》解释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在于出入汉宋易学,通过批判继承汉代象数易学解释方法,提出了以“易理四法”为核心的易学解释体系。茶山《周易》解释的突出特点在于统合象数与义理,由卜筮而转出“成德”的人文意涵。这主要表现在,茶山充分肯定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与改过迁善之书的双重性质,既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从象数角度对其卦爻辞进行了解释,又试图探讨圣人作《易》之本旨,揭示了其道德人文的义理精神。由茶山之天道观和人道观出发,立足于其《周易》解释中提出的“顺天命”和“改过迁善”工夫,即可揭示茶山《周易》解释的道德修养论特质,即在实践中结合外在道德约束与内在道德自觉两种修养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性理学重本体轻工夫、重内在道德自觉(内圣)轻外在道德实践(外王)的空疏之弊。

论元代易学形成及对韩国易学的影响——以胡炳文朱子易学与丁茶山象数之学关系为视角

为迎合元代尊崇朱子的学风,身处朱子之乡的胡炳文,秉承家学,著《周易本义通释》,再现和阐发了《周易本义》固有的、真实的意义,纠正了当时对于朱子易学的误读,与同时代易学家一起,确立了朱子易学的学术和政治上合法地位。丁茶山以独到的易学视角,反思和检讨了胡炳文易学,对于胡氏易学作出较为理性的评价。以此,茶山易学形成深受胡炳文易学的影响。如胡氏言卦变、互体、卦象,茶山也言卦变、互体、卦象,明显地带有胡氏的痕迹。胡氏对于茶山易学的影响,是通过朱子易学而实现的。在茶山所处的时代,大多易学家以尊崇或者解释朱子易学为荣,而胡氏是"朱子之嫡传",故其易学受到了茶山等人的特别关注,成为其易学研究的对象。固然,茶山认同并接受了胡炳文一些易学观点,对于茶山易学形成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茶山与胡炳文易学有本质的区别。

丁若镛的天道观与18、19世纪韩国实学形而上学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朝后期实学的集大成者。茶山先生的天道观是其整个实学思想的纲领。其天道观包括天气之道、天然之道、天公之道、天帝之道等内容。茶山的天道观发展了先秦以来儒家关于自然之天、命运之天、神道之天的思想体系。茶山先生的天气之道讲天是气构成的,讲天的自然存在;天然之道讲万物自然;天公之道讲天无赐予之意,人因作为之德而得福禄;上帝之道则讲彼岸超越世界。茶山天道观是其所处时代实学思想的表征。东亚儒学的派生性在茶山的实学中得到集中体现,具有现代文化人类学意义。

东亚儒学中的茶山学:21世纪的视野

在东亚儒学发展史上,18世纪的朝鲜儒家学者丁若镛(茶山,1762-1836)代表东亚近世儒者批判并力图超越日趋僵硬的朱子学的新思想动向。茶山对朱子学既有因袭亦有创新,他既熟悉日本古学派又能加以批驳,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文章首先说明朝鲜儒学在东亚儒学史中的特质,其次论述茶山学在东亚儒学史中的融旧与铸新,最后展望茶山学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启示。

人性与嗜好--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镛“性嗜好说”析论

朝鲜儒者茶山丁若镛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性嗜好说",他以祖述"洙泗之学"自居,直接挑战朱子以理气为主轴的人性理论。本文着重从哲学论理上对它做了检讨。本文认为,茶山的"性嗜好说"必须放在他的灵体三原理结构当中才能得到恰当定位。关于灵体三原理,茶山的表述前后有异,最后呈现为:乐善恶恶之性,可善可恶之才,难善易恶之势。茶山对"才"的理解不同于孟子,他将人的自由意志(权)与能力(能)一起纳入其中,体现了尊重主体能动性的精神,但因此也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喜欢善却不选择善?茶山用"嗜好"来描述人性之"性",实难准确揭示人性内涵。茶山意识到作为"性"的"嗜好"与日常语言中表示爱好、偏好、癖好的"嗜好"必须有所区分,最后提出实际内容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新的"二重嗜好论",在坚持以"嗜好"说"性"的同时,茶山对他所批评的宋儒二元人性论也做了一定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