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天子七庙”及其相关问题

宗庙有一个个小的单间构成,或是都宫别殿,或是同堂异室。"天子七庙",以太祖庙居中东向,各王庙依次自西往东排列,左边依次是昭一、昭三、昭五,右边依次是穆二、穆四、穆六;父子异昭穆,兄弟、爷孙同昭穆。为新去世的天子按昭穆位序立新庙称为"祔",七庙满了,新主祔庙时把相应的"昭一"或"穆二"的神位移入祧庙称为"迁","祧"庙内迁入的神主也按"昭穆"方式依次排列,所以就单个先祖而言,昭者常为昭,穆者常为穆。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庙的数量决定宗庙的规格、大小,古人以宗庙的形制、大小显示家族地位的高低。

略论南朝皇帝“七庙”中的女性宗庙

南朝宋、齐、陈三朝遵循礼书记载的“天子七庙”之制。但他们所建“七庙”,除包括在位皇帝的高祖父之祖、父以及高、曾、祖、父六世“亲庙”外,还包括上述三朝为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修建的宗庙。笔者认为,宋、齐、陈之所以将女性宗庙列入皇帝“七庙”中,不过是因时适宜,为折衷古礼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冲突而采取的权宜性举措。

辽代“七庙”与皇家宗庙祭祀考论

"天子七庙"是中原王朝皇家宗庙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辽史》中出现的两处"七庙"均非中原太庙体系下的"天子七庙"。圣宗朝中京万寿殿的"七庙",实际上发挥着"原庙"的功能,而柴册仪"奉七庙神主"环节,实则代表的是祭拜先帝的"行宫庙"。辽朝统治者在吸收和利用中原宗庙制度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建立起一套适合自身政治和社会形态的皇家宗庙祭祀体系。在此体系中,都城庙、州庙与陵庙、陵寝祭祀相互补充,斡鲁朵行宫庙作为辽代特有的祖先祭祀形式,随捺钵四时迁徙,成为皇家宗庙祭祀的核心。辽代皇家宗庙祭祀在"二元制"立国背景下,呈现出"汉契杂糅"的礼仪形态,反映了农牧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

唐朝庙制及其昭穆次序述评

先民们大概在从图腾崇拜过渡到祖先崇拜时,便创建了旨在祭祀祖先的宗庙。因此,在古人的心目中,“礼莫大于宗庙”。而在诸多的宗庙礼仪活动中,排列昭穆次序又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正如《礼记·中庸》所说:“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然而自春秋以降,因史文阙佚,人们对三代以上的宗庙之制与昭穆之制已不十分清楚,虽系经师硕儒,亦难言其详,故其注释,遂生歧义。唐称盛世,硕儒辈出,然据新、旧《唐书》所载,亦未指陈唐宗庙中昭穆次序之正误。后世治唐史者,就笔者所知,亦着墨不多。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恳请方家与读者指正！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隋代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隋初,尽管兼采南北朝制度,但主要沿袭北周制度,实行皇帝“五庙”制度;皇帝宗庙禘、祫祭祀制度则大致遵循郑玄学说。虽然隋炀帝意图依据周代“天子七庙”古礼,实行“七庙”制度,由于许善心等人的设想不符合隋炀帝之意,因而,至隋朝灭亡,“七庙”制度没有被付诸实施。

尊古礼与顺时变:朱熹庙议中的经学与政治

北宋以来,宗庙制度一般都是承袭故事,导致宗庙中积累了很多问题,主要有宗庙的庙数、始祖问题和昭穆问题。南宋绍熙五年,针对这些问题朱熹与宰相赵汝愚等群臣展开争辩,朱熹主张宗庙制度的设计理念要符合儒家经典的古意。他主张依照周礼的精神确定宗庙庙数、以太祖追封的僖祖为始祖、兄终弟及的皇帝异昭穆。朱熹这些设计背后,上承王安石、程颐,他们追慕经典中的圣贤之意、推崇古礼。但宋代宗庙问题涉及许多政治因素,虽然朱熹庙议的经学解释更符合经典中的周制,也注定失败。透过事件,宋儒利用儒家经典的不同态度,也可以从其礼议的经学解释中窥见。

《宋史·禮志·宗廟之制》補正九則

元修《宋史》,事成倉促,綴述史事、裁剪史料之失,所在多有。然而,當《宋史》修纂之時,宋代官修史籍尚稱全備,《宋史》保存史料可謂詳贍,後人於宋朝國史亡佚之後,更難另起爐竈,此二點前人論之已詳。自上個世紀鄧廣銘先生發表《〈宋史·職官志〉考正》以來,學者研究宋代制度,於《宋史》各志的訂正,用力極深,成果亦富。在《宋史》諸志中,《禮志》卷帙最繁,至其研究則頗爲滯後,近年方有湯勤福、

曹魏前期礼制的推行与损益——以皇室宗庙为例

曹魏政权的礼制推行有政治上的目的,受既成文化环境制约。皇室宗庙制度因关乎曹魏政权的政治目的,得以优先推行。该制度的形成对前代制度既有继承也有损益,以切合时用为准,并不一味尊古。搁置严守周制的郑玄学说,以"事兼长远"的王肃学说为指导,建立起具有双重庙制特点的七庙制度。曹魏前期君主崇尚法家,力行集权,所以在其礼制推行过程中呈现出"以权易礼"的随意性,值得留意。

告庙·封禅

古人很重视祭祀,祭天地,祭社稷,祭祖先,祭各种神物,五礼中以祭祀为重。“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周礼·天官·大府》)国君如不重视祭祀,就要受到责难。商汤征伐葛圆,武王讨伐纣王,都是以此作为对方罪状的。告庙和封禅是古人祭祀的两种主要形式。告庙,庙是祭祀祖先的屋舍,里面安放着祖宗的牌位,也称祖庙,宗庙。起初,天子、诸侯等有官爵者才能建庙立祀,至唐宋以后普通族姓始有家庙。建庙多少也有规定;天子七庙(设七庙供奉七代祖先),诸侯五庙。

西周春秋周王级庙制研究

从西周春秋时期的古文献、金文资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天子诸侯宗庙遗址来看,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代代更替的近亲三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周天子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之上加上周文武王“周庙”以及高祖上帝、后稷庙。

武则天与洛阳

唐朝建都长安,称洛阳为东都。从唐高祖至唐高宗,都是以长安为其政治中心。但武则天亲自执政以后,洛阳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原因何在,本文拟作探讨。 (一)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七日,中宗即位。光宅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睿宗。从此,武则天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九月,武则天又改东都为神都。从唐高宗死到武则天退位的二十多年间,武则天除了长安元年(7O1)十月到三年十月的二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在洛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中宗重新上台。二月,就又改神都为东都。显而易见,武则天的政治生命是与洛阳共始终的。

《三礼辞典》自序

古之所谓礼,本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社会发展,礼之范围逐步扩大,由祭祀之礼而及于人伦之各种规范,再而至于有关政教之典章制度.今试以《仪礼》、《周礼》及大小戴《礼记》所涉及之内容观之,则天子、侯国建制、疆域画分、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昏丧祭、

关于贾谊《过秦论》(上)“点睛语”的理解及其他——与李淑章先生商榷

强秦为什么二世而亡呢?贾谊在《过秦论》(上)中的回答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李淑章先生在《【过秦论】点睛语新解》(下简称《新解》)一文中将这句话称之为“点睛语”,并认为“到目前为止,诸家对这句话的解释,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情理上,都站不住脚.”那么,作者提出的“站得住脚”的“新解”是什么呢?

试释“作”字

方苞《狱中杂记》中“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一句,有两个“作”字,教学中常被第一个“作”字难住。对这个字,课本注为“起”字,有的教师把“起”讲为“站起来”,把“作而言曰”译成为:“站起来说道”。这就完全离开了文章的原意。 我认为这个“作”的本意是“始”的意思,引申为“最先”“开头”讲。如“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

《过秦论》和《六国论》的比较

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和宋代苏洵的《六国论》都是我国古代史论中的珍品,这两篇史论的异同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一、-题目、主旨和中心论点"过秦论"和"六国论"两个题目都标明了文章各自论述的主要内容。二者分别论述了共同存在于"战国七雄"这一矛盾体中的矛盾的双方——秦和六国。

《过秦论》（上）不当独立成篇

《过秦论》（上）不当独立成篇周明西汉初政治家、文学家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总结秦亡的教训，供汉朝统治者供鉴，以便巩固新兴的封建政权。从文章自成首尾、文脉贯注的特点看，它原先应为一篇，后来被人离析为上、中、下三篇。它在什...

守望乡愁者的心声——读乔雄波的《看不尽的米脂》

乔雄波所著的《看不尽的米脂》,对于米脂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文化方面的大事。因为作为道道地地的米脂一介子民,米脂文化人乔雄波,终于把他前半生倾注于米脂文化的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纵观全书,《看不尽的米脂》分设景观、人物、窑洞、人文四个部分,以此形成四辑。景观辑,介绍米脂杨家沟、李自成行宮。

自贡盐业与川剧

闻名中外的千年盐都、历史文化名城自贡,是一个极有地方特色,令中外人士瞩目的地方,不仅盐业历史悠久,随盐业的发达而兴起的川剧,在四川和自贡人的心目中,也有相当地位。盐都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从事川剧数十年,我认为盐业在历史上的兴衰和自贡川剧的兴衰的关系非常密切。勿须置疑,盐业的兴旺,地方的富裕,必然会引起川剧的繁荣;相反,盐业的衰落,也会引起川剧的萧条或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