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称“派”:论新时期之初“七月派”的共建

“七月派”这一命名不是对历史原貌的寻回或确认,而是在新时期语境中该流派成员和学界共建的结果。一方面,该流派成员通过出版选本、发表回忆文章的方式来建构“七月派”形象。另一方面,学者们对“七月派”的接纳和关注,也使该流派迅速被纳入新的文学史秩序中。这种建构体现了言说主体的某种历史意图:就该流派成员而言,他们强调“七月派”的文学形象,是对20世纪50—70年代政治话语的规避和辩证否定;就学界而言,强调其文学形象又恰好契合了学者们通过“去政治化”来建构新时期文学想象的目的。

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舒芜和七月派的几个问题

缘于对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共感,舒芜受到胡风的激赏和提携,跻身于七月派。舒芜在七月派刊物上的理论和杂文,表征了七月派的发展趋于自觉的态势及其内部建构的转型。他的理论批评彰显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引发的论争强化了七月派的声势和品格。在理论批评中舒芜与七月派同人存在着互动性和协同性,他们共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其他成员的创作实践做出了有力的呼应,但在畛域和路径上,舒芜是从哲学和接受的角度立论,有别于其他成员从创作和艺术层面的阐释。

现代·反思·延异——胡风与七月派现代性重读

胡风与七月派的现代性处于主流政治话语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夹缝中 ,其现代性价值一直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揭示。胡风与七月派文艺思想和创作一方面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 ,一方面从人如何实现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复杂精神个体的维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 ,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 ,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反思性特征 ,与主流政治话语和现代主义之间产生一种既疏离又接近既出走又回归的延异关系。本文在胡风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及胡风关于读者主体的论述方面有新的看法。

七月派文学群体的文化结构探源——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个案研究之一

在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崛起于３０年代末、兴盛于４０年代初的七月派，目的在于还原这个群体丰富的文化内涵：胡风的精神领袖地位，本质上联系着传统的集团、群体的宗派意识的血脉，但他以独立的文学精神的追求所形成的群体意识排他性和自我守成性，又是最具现代性的姿态；七月派的形成表现出中国文学社群的一种典型结构特点，即从不自觉到自觉再到不自觉循环模式；七月派以创作呈具整体的系统性。

七月派创作和鲁迅传统

作为五四文学传统核心部分的鲁迅传统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受到了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的忠诚的继承和发扬。七月派作家们在创作中表现的“主观战斗精神”、对“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关注、对民众潜力的挖掘的取向,都与人们熟知的鲁迅的文学传统和精神、脉搏紧密呼应着。

七月派的早期分流——关于晋察冀诗人群的流派归属

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时空特点,造成了晋察冀诗人群鲜明的区域特色和创作主体的知识群体面貌。以田间为核心的诗群结构,以小叙事诗为主要体式的创作特点,特别是胡风现实主义诗观的深刻影响,使晋察冀诗人群具有七月派早期分流的新诗群落特点。

鲁迅精神:七月派小说创作的关键词

胡风曾说：“什么是鲁迅精神？岂不就是生根在人民的要求里面，一鞭子一个抽搐的对于过去的袭击，一个步子一印血痕的向未来的突进？在这个意义上，不管由于时代不同的创作方法的怎样不同，为了坚持并且发展鲁迅的传统，路翎是付出了他的努力的。”Ⅲ事实上，不仅路翎，七月派小说的诸多同人对坚持与发展鲁迅精神是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的。

胡风实践性姿态与七月派小说的生成

七月派小说的生成和风格的日趋稳定,自始至终与兼具诗人、编辑、文艺理论家身份的胡风的实践性姿态密切相关。从抗战爆发至1940年代末的十来年间,胡风借助于编辑刊物出版丛书、强力推出扶植新人、提升理论指导创作这些实践性环节,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推上文坛,并促使他们以不尽成熟却丰富复杂的小说实验,有力地推动了七月派小说乃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小说璀璨星河的形成。

“青年”式的激扬——七月派小说艺术美学浅论

七月派小说家们因为自身个性的激越与坚执 ,以及由于年龄影响所导致的开放、不完全固定、愤激大于沉着的认知格局等缘故 ,使他们在小说创作中力求以原生的状态反映复杂而庸常的客观生活 ,崇扬作品内容的“力”的意蕴。这一切又使得七月派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青年”式的激扬的美学特征。

感受血火大地的颤栗——浅论七月派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

沐浴着抗日烽火而诞生的七月派乡土题材的小说迥异于同时代解放区的乡土小说。它们深受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影响 ,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和人物的心灵深处 ,感受着战争时期血火大地的颤栗与农民灵魂的痛苦撕裂及其“原始强力”的爆发 ,从而形成厚实、深刻、凝重的历史沧桑感与冷峻、沉郁、悲凉的艺术基调。

胡风文学编辑思想和七月派的形成与发展概述

胡风是七月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胡风与七月派其他作家都以"五四"个性解放思想为出发点的启蒙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这些思想都在胡风编辑《七月》、《希望》等书刊时也得到实现。在具体的选稿等编辑过程中,胡风也强调了编辑的主体性。同时,胡风善于培养有着文学同好的新作者,这推动了七月派的形成,这之中,胡风与路翎的文学关系可以说是胡风文学编辑思想与七月派作家成长的全面阐释。

论作为七月派诗人的田间——关于他的人生之路与艺术之路的再描述

论作为七月派诗人的田间———关于他的人生之路与艺术之路的再描述李怡作为七月派诗人的田间，较这一派别的领袖胡风要小整整１４岁。他出生在安徽无为县农村，与胡风一样，他的祖父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人，成年种田，大字不识。在田间记事的那会儿，他家还有自耕田...

论“七月派”的乡土小说

“七月派”受胡风理论思想、“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的影响,走过了一条直面现实人生、突进人物内心的艺术探索之路。他们的乡土小说,执守“五四”启蒙姿态,并将其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命题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突破了抗战时期盛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们虽然忽略了乡土小说应有的一些艺术品位,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是乡土小说中极为罕见的,这使他们被视为“异端”,从而导致了其流派的幸与不幸。

“恃才的文学青年”:论七月派诗人方然的雪莱译介

七月派诗人方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被忽略的人物。他曾在国统区翻译了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最重要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沈茜》等抒情诗,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雪莱译者。他的诗剧译介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脉络中展开,也受到了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中雪莱观的启发。他抒情性的叙事诗创作以及诗学观念受到了雪莱的影响。论文作为方然第一篇研究专论,一方面呈现他的翻译成就,另一方面也论及他与胡风关系的复杂性。

突入现实、搏击生活的“思想力”与“艺术力”——论七月派主体性现实主义审美方式

七月派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创造性实践,他们坚持“思想力和艺术力的统一”,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力量来自于作家“突入”生活的程度和“搏击”生活的力度。七月派作家坚守和实践的是胡风的主体性现实主义文学观,他们的艺术思维轴心在于作家主观一方,这种客观与主观、思想与艺术的新型协调关系,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审美方式,铸就了独特和卓越的流派风格,也决定了七月派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地位。

全新的真实——“七月派”小说的审美特征管窥

“七月派”的小说创作需要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与认识。“七月派”的小说创作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 ,但又有新的拓展。这集中表现在其小说对文学真实性全新的理解与把握 ,在具体的作品中 ,这种真实性体现为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

人物与环境,主题与审美——社会剖析派和七月派比较论析

社会剖析派和七月派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取得了极高现实主义成就的流派,但其现实主义的具体面貌则相差很大。就人物与环境两者关系上的差异而言,前者表现为客体限制作用大于主体创造品格,后者则主张两者应处于相对平衡的地位。社会剖析派与七月派在此方面的差异,也相应地导致了他们在主题先行与审美先行等方面的差异。

论七月派小说中的反叛型女性形象

七月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突破恪守妇道、信奉女德的传统模式,表现出敢于颠覆男权统治、背离传统价值取向以及向世俗道德标准挑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彰显了女性生命的激情和力度。她们的出现为男权社会男性话语权的瓦解和女性话语权的不断提升提供了一种可能,显示了七月派小说家具有超越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和前瞻性。

不断向起点(“生活”)回归——“七月派”现实主义新论

在寻常讨论的特征以外,七月派现实主义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则:在不同阶段、不同实践范畴中,都在尽力地向着作为文学之源的“生活—存在”回归,并且通过反思现实主义与“生活—存在”之间的意义间隙,来进一步建构文学的现实主义。这一原则在七月派的文学生成观念、现实生活态度、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以及以生命担当理想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