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缀集》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本文基于纸质文献以及WorldCat、Google Scholar、JSTOR、ProQuest、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网络资源的搜集、整理与细读,考察《七缀集》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现状。结果发现:(1)整体上,《七缀集》中七篇论文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多学科视角切入的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海外“钱学”研究,但在翻译、介绍和研究三个方面存在失衡。(2)翻译方面,变译本多于全译本,为研而译多于为译而译,兼职型译者多于专业型译者。(3)介绍方面,各篇论文的介评时间和数量不平衡,片段引用和零星介绍多于整书推介和英译本评介。(4)研究方面,零星、碎片的旁敲侧击式研究多于系统、深入的聚焦式专题研究;不乏新见、洞见和创见,但存在误解、偏见和成见。总结《七缀集》在英语世界译介与传播的经验得失,可为中国文学与文化作品的翻译传播和世界化进程提供借鉴与反思。

《七缀集》读书札记

《七缀集》是钱钟书先生白话论文集，总共收录了七篇文章。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序〉》中提到，《七缀集》是由《旧文四集》和半部《也是集》拼拆缀补而成的，他由此想到了古代的“五缀衣”，“七缀体”等，遂定名为《七缀集》。

《七缀集》管窥

放眼海内外,钱锺书（一九一〇-一九九八）堪称学富五车的人文主义学者,比之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与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斯（Ernst Robert Curtius）两位大家也毫不逊色,而且,钱先生精通五六门欧洲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等）,不仅在西方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又深谙中国古典文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读钱不易 译钱更难：《七缀集》英译本译者导言

钱锺书《七缀集》英译本由世界知名的布里尔出版社作为"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部于2014年推出。译者邓肯(Duncan M.Campbell)呕心沥血近30年,完成这一异常艰巨的翻译任务。他在《译者导言》中探究钱先生学术品格,考订七篇文章的版本细节,阐明如何再现原著风格、追求"化境",回忆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乐,为我们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钱学研究、翻译研究带来深刻启迪。

“七缀钵”与“百家饭”

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其著述没有今天学者常用的大词豪题，而偏好以小题目示人，但远比那些大题目下勉强连缀而成的“砖”著声名显赫，《七缀集》就是如此。不足10万字的“小书”，篇篇都是被学界反复提及的名作。论题从诗画雕塑的异同，到文学表达中的五感相通，到文艺创作发生与社会功能分析，从文学翻译到一个主题的跨文化延迁，似乎一篇一个话头，却篇篇锲于文心艺核。

诗可以乐?——读钱锺书先生《诗可以怨》

钱锺书先生认为,在诗的"兴观群怨"四大功能中,"怨"只是其中一项。"诗可以怨"变成文论史上的"套板",与"诗言志"中的"哀乐并举"观不吻合。其实,痛苦和快乐都能产生诗歌,比如"离群"之怨与"嘉会"之乐,"怨"的心理内容与"圆"的美学形式,沧海明珠与蚌病成珠,重的风格与轻的风格,悲剧与喜剧,等等。"怨"的观念,跟人们以"衰变观"来对待历史的态度相关,其背后隐含着一种"精神返祖"的冲动。诗的"现实感"既是哀的,也是乐的。

钱钟书两篇论文中的三个小问题

本文对钱钟书《七缀集》中《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两篇文章有关画与诗的关系问题所列举部分论据,提出质疑,认为大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有时也不免断章取义或千虑一失。这对于我们如何准确运用中外文献材料,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于艺文通解与文化融合中深化比较诗学

暨南大学邓乔彬教授去年8月结集出版了近750万字的12卷学术文集,融贯中国古代人文学科多个领域,在较宽广的历史文化视野下探讨传统文艺学科的具体问题,使研究有所拓展,有所深入,得出不少精当见解,为学界关注,认为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这里从不同论述角度择出中肯者,以概其说。

从巴赫金到汪曾祺,一次东西学海的探险

著名学者钱锺书曾这样总结中西方学术的交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管锥篇·序》，钱锺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P1）。用他另一个常用的词来描述就是“打通”——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各门临近学科。中西方学术固然有差异，但在思维层次、心理惯例等方面也有可资互相阐发之处。假如我们不拘泥字眼的话，无论是“西学中用”还是“中学西用”，或者“中西互用”，最高理想也可以说是“入于化境”（《七缀集》，钱锺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P78）。

钱钟书与比较诗学

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之初,钱钟书就曾谈到,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要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文论的特征,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的、科学的、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具有包容性的文学理论构架,不研究比较诗学是难以实现的。钱钟书本人在他的《谈艺录》、《管锥编》以及《旧文四篇》、《七缀集》等著述中曾采用中西比较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学。

彼此系连 交互映发——钱钟书修辞理论和修辞实践管见

本文着重阐明钱钟书的修辞理论和修辞实践是彼此系连,交互映发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钱钟书兼备了学者和语言艺术家之长,从而加深对钱钟书修辞理论的理解和提高对钱钟书的语言艺术的鉴赏能力。本文从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旧文四篇》《七缀集》等学术论著中选取修辞理论来分析《围城》中的艺术语言。限于篇幅,只拈出四题,作为举要:(一)断章取义,妙解见意,(二)不类为类,出位异想,(三)时空转化,明白可晓,(四)诞而成理,奇而有法。这四题虽内容不同,但大多与逻辑有关,我们从中又可以看到钱钟书对艺术语言的深邃的逻辑思考和别有风趣的运用。

评《〈管锥编〉述说》

《管锥编》的修辞造句格外讲究,特不容易解读。“文字乃迷误之源”;作为《管锥编》的传述解说,《〈管锥编〉述说》不曾走出文字的误区迷津。作者对《管锥编》语文的一知半解、无知妄解、高深玄妙的误解、煞费苦心的曲解,小到词句,大到意思,都随处可见,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著的名誉。作者犯的其他错误,像逞私智、谬托知音、沿误传讹之类,也是迷误文字结的果。“最好的批评都是称誉”,想不以“教训作者”为忤。

钱钟书的修辞理论和实践

钱钟书先生的修辞理论,散见于他的学术专著《管锥编》《谈艺录》《旧文四篇》《七缀集》《宋诗选注》中,他的修辞实践,则以他的小说《围城》的语言反映最为集中(以上书名,下文皆以第一个字简称——作者)。他的修辞理论和修辞实践,显示了他兼备学者和小说创作的语言艺术家之长。

远取譬:审美的“有意味的形式”

《礼记·学记》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广譬喻也。——郑玄注）。诗歌乃文学的精华。中国两千年前的儒家经典恰切地概括了比喻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说起比喻，钱钟书先生较有心得。他在《七缀集》《管锥编》《宋诗选注》㈦中都有许多开创性的论述。他的20万字的小说《围城》据统计各类奇妙比喻逾千，

“钱学”——心理求同之人学

钱钟书治学，“不信人间有古今”，且不以中学或西学为本位，而是立足于全人类，持“打通”之志，究中西之际，考古今之籍，求人类之同，成一家之学。早在１９４２年，他就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这实乃钱氏治学纲领。读其《...

佯谬中蕴涵的妙趣——谈钱钟书对“矛盾修饰法”的巧妙运用

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文字艺术……能调和黑暗和光明的真矛盾,创辟新奇的景象。”例如,《金楼子》有“两日并出,黑光遍地”之句,而雨果诗里也有“一个可怕的黑太阳耀射出昏夜”的描写,“瓦利勒论‘不可思议’和‘荒谬无理’的言词可能是实大声洪的好诗,就举了雨果这句为例。”(《读(拉奥孔)》,收入《七缀集》)这种在语言表层的佯谬中蕴涵语义深层的精意和妙趣的修辞手法,英语中称之为“矛盾修饰法”(Oxymoron)。

丁玲的《“牛棚”小品》与杨绛的《干校六记》

丁玲的《“牛棚”小品》(最初发表于《十月》1979年第3期。后收入《丁玲文集》第5卷)和杨绛的《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7月版),实在是当代文学中写“文革”的散文珍品。“文革”这头怪物闯入我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十年,造成了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悲剧,两位年已古稀女作者以她们丰富的阅历,优美文笔,痛定思痛,写出了“文革”中亲身遭遇。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版本考述

一、引言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自1964年发表以来,因其中著名的＂化境＂翻译思想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学术影响,被数次解读和引用。该文虽以《林纾的翻译》为题,但论述的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还包括训诂学、考据学、文章学、修辞学、文学、史学等学科领域的一些问题,如：翻译与古文（创作）、修辞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古文与文言的区别,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史实挖掘与考据,人品、学品与学风的关系等,

作为人文学科核心的比较研究

现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分科愈来愈细,但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强调跨学科的比较和整合研究,所以就研究的基本方法而言,比较并不是比较文学所独有。不过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定义为跨语言、跨民族文学传统的研究,也就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具有自觉意识的跨越性。进入21世纪,全球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词汇,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交通和旅行的便利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传统习俗的了解。通过电脑、手机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