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嘉七言古诗诗体的成熟——兼论七古艺术形式的演进

本文不同意学界将七古艺术形式的成熟期定在南朝梁代或初唐的论断,认为七言古诗成熟于刘宋元嘉时期。首先,元嘉七古打破了柏梁体整饬的齐言句式和句句押韵且只押平声韵的格局,创造了一种声调和句式都较为灵活自如的新型七言诗体,七古的韵式和句式在元嘉已经基本定型;其次,元嘉七古极大地丰富了七言古诗的表现手法,扩展了这种诗体的艺术潜力,开拓了这一诗体的表现题材,形成了最适合于这一诗体的文体风格。因而元嘉七言古诗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已臻于成熟,并为后来七古的繁荣与艺术形式的演进奠定了基础。

论赵秉文的七言古诗

赵秉文是金代中叶著名的诗论家和诗人。他主张作诗要师法古人，通过“不执一体”的模仿途径，最终达到“自成一家”。其七言古诗成就较高，多登临览胜之作，亦多国势衰微的感慨，诗风雄放杰出，豪迈刚劲，在学习李白、杜甫、苏轼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身特色。他的理论和实践。

明清诗学视野中的七言古诗

在明清学者看来,七言古诗是一种体制独特的诗体。明清诗学界也对七言古诗的概念、源起、篇制、结构、章法、声律、风格特点等方面作了广泛的探讨。他们对七言古诗的讨论显示出明确地辨体意识,他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七言古诗和歌行、七言乐府关系的认识;二是对七言古诗篇制章法的认识;三是对七言古诗声律的探讨。

论盛唐七古对七言古诗诗型完善的贡献

七言古诗在盛唐走向全面繁荣,其诗歌形式较之初唐有了很大发展。盛唐七古的体制呈现整体收缩趋势,内容节制收敛,章法精宕,句式与声律的运用有了更多的自由,也更注重骨力和气势,对七言古诗走向完善与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言古诗体制对其表现功能的影响

每一种诗歌体制都有自己的特有体制特点、审美规范,七言古诗体制灵活、不拘格律、用韵灵活,以章法跌宕纵横为显著特点。这种独特的诗歌体制对创作主体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也影响了它的表现性能,反过来,它也适应了特定创作主体表达特定内容的需要。

论元好问的七言古诗

元好问是金代最重要的诗人 ,其七言古诗也“有牢笼百代之意”。其题材内容丰富多样 ,艺术表现手法变化多端 ,艺术风格以雄健豪迈为主导倾向 ,又有俊爽明朗、秀美婉丽、空灵清旷等多种侧面。这与元好问广泛深入地学习前代诗人 ,汲取众长 ,融于一炉是分不开的。

整中寓变 拙中见巧——杜甫七言古诗中的对仗句例析

杜诗在语言运用方面颇具匠心,尤其是诗中对仗句式的运用力求整中寓变,灵动多姿,具有独特的表达功能。本文对杜甫七言古诗中对仗句的语式变化试作具体的例析,以期从一个侧面阐释诗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

论大定、明昌时期的七言古诗(续)

本文主要论述大定、明昌时期第二阶段的七言古诗 ,对代表作家党怀英、周昂、萧贡等人的创作进行了比较仔细的论析。从金代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考察 ,此时七言古诗的成就并不高 ,过去的文学史家特别推崇党怀英等人 ,原因在于他们大变金初以来的诗风 ,建立了体物精细 ,律对切当 。

浅析苏轼七言古诗艺术风格——以《凤翔八观》为例

《凤翔八观》是苏轼在凤翔任职时所作的一组咏物诗,诗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抒写了自己的感慨和情志。此八首诗,结构纵横开阖,句式参差错落,并且苏轼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博喻手法和蹈虚手法,为他七言古诗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七言古诗在初唐的演变

初唐时期,七言古诗的体制得以正式确立,从四杰到张、李、沈、宋诸人,七言古诗经历了一个从形式到风格方面的缓慢演变的过程。初唐诸诗人都为七言古诗的成熟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开启了盛唐七古的先声。

李贺七言古诗的艺术创新及其诗学史意义

李贺七言古诗与他的其他各体诗相比,具有特殊的地位,后世历代选家、诗论家也对其有特殊的关注。他在七言古诗创作中,体现出更多的创新意识,如结构的起结无迹,变化多端;声韵方面,多换韵,多用仄声韵及细声部韵,多用古调、拗调、三字尾等。这些艺术创新对于李贺奇诡诗风的形成具有特殊的重要贡献,也使得其七古在元和诗坛及后世大放异彩。

论杜甫七言古诗的章法结构

杜甫七言古诗历来被奉为正宗,享有很高的地位。他的七言古诗形式严整有致,多为整齐的七言句式,诗歌换韵比较有规律,韵意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转换关系;其结构章法亦千变万化,尤其是开篇方法不拘一格,行文中又善于综合运用叙议写之法,并借助声韵变化,转接顺逆,展衍铺叙,极尽其妙;其收束结尾也俱出人意表。总的说来,"寓变化于整严之中"是杜甫七言古诗的突出特点。

李攀龙对盛唐七言古诗的模拟与创变

李攀龙重视学习盛唐诗,但并非"拟古不化";他不仅接受并学习唐诗传统,更有着反思和改良唐诗传统的尝试。李攀龙的七言古诗即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拟议以成其变化"的诗学主张。从词句、章法层面上,李攀龙对盛唐七言古诗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学习,在词句以及创作技巧上多有借鉴盛唐七言古诗之处。同时,李攀龙的七言古诗风格面貌与盛唐七言古诗不尽相同,他将描写重点由盛唐的自然物象转移到了人物形象上,并且对七言古诗的创作技巧进行改革,使得其七言古诗呈现出"人文化"与"整练"的个人特色。

吴国伦七言古诗的个性特征与诗史笔法分析

吴国伦作为"后七子"重要成员,他力图通过创作来实践复古理论。其七言古诗的创作在语言和范式上向汉魏盛唐学习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内容上突破了歌行体多用于宴饮赠别、吟咏风物的局限,继承"诗史"笔法,多角度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开拓了这一体裁的表现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研究其七言古诗创作有助于加深对吴国伦本人和复古派在创作体裁和题材结合运用方面的理解。

从七言古诗看元和诗歌新变

七言古诗最能体现元和诗的新变特色。元和诸人的七言古诗大致源出于初唐、盛唐二体,而有更多的创新变化。以元白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七古,更多继承了初唐体的特色,而吸收了古文、唐传奇的叙事、表现技巧,韵律较初唐体更为多变,语言清丽浅近,叙议俱带情韵。以韩愈、李贺等人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七古继承了盛唐李杜的特色,而用古文笔法入诗,更加奔放奇肆,结构也更多变,非律化改造更为明显,语言意象奇诡。

宗唐与主情:元代诗人刘诜的七言古诗

刘诜是元代诗坛上成就较大的一位诗人。在其诗歌中,七言古诗成就尤其突出。他的七古有两大特色,一是诗法继承上有着宗唐倾向,而以慷慨的诗情呈现出来;二是其笔法艺术上结合叙事与抒情,在对照叙写中直接抒情,这也是其诗学宗唐的体现。

论萨都剌的七言古诗

元代后期的重要诗人萨都剌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他的七言古诗取径宽广 ,特色鲜明 ,创获显著 ,不愧是元代诗坛上的佼佼者。本文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 。

苏轼七言古诗中的对仗艺术——兼论古体诗“律化”的问题

古体诗并不要求对仗,苏轼在杜甫的基础上使古体与律诗一样达到了艺术上的审美并重,用韵和句式都越来越接近律诗,这种创作态度与欧阳修趋向保守相比更为大胆。追溯对仗手法在七古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可以发现苏轼的七古在宋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来自他对初唐以及杜诗的继承,尤其是面对可视为其座师的欧阳修继承李白诗风时,他能够开辟新路径,在宋人诗歌当以意为主的观念下发挥自身才华,形成了一种瑰伟绝特的"似律古体诗"。

论岑参的七言古诗

岑参的七言古诗共有五十余首,在以编指七古而并称的“王、盂、高、岑”四人中,其数量最多。他的创作,据其生活经历和诗歌风格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天宝八载出塞前、两次出塞和“安史之乱”后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岑参象唐代许多诗人一样,有过漫游的经历。他有些诗真实而细致地记录下了旅途中的生活情景。如《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描写得细致、真切。岑参的这类诗。

知己酬唱对七言古诗表现功能的拓展——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中心

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的诗歌唱和是一种思想交流与情感共鸣十分深刻的“知己酬唱”。他们三人自觉地将七古大量用于知己酬唱,在七古艺术演变史和酬唱诗歌发展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三人七古酬唱的突出特点是轻松谐谑的情感交流、交流共同记忆及针对具体话题对话切磋观点,凭借这三方面的创新极大拓展了七古抒情、叙事、议论等表现功能。三人的七古知己酬唱体现了诗歌体制与诗歌表现功能、应用场合间互相影响、互为促进的关系,对庆历诗风的形成和后世七古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