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鲜役及其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万历朝鲜役是四百多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战争最终虽以正义的胜利而告终,却使明朝与朝鲜由盛转衰,并给女真以迅速崛起的机会。此后,后金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形成了新的东亚政治格局。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此后以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侵朝的念头,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万历朝鲜之役前期明军粮饷供应问题探析

“壬辰倭乱”时期(1592—1593年),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率大军入朝抗倭,明军势如破竹,先后收复平壤、开城、王京等地,但粮饷不继一直阻碍着明军的行动。宋应昌在辽东筹备了充足的粮饷,堆放在义州鸭绿江边。战前,朝鲜为了让明军尽快入朝作战,谎称准备了一个月粮饷,实际上其仓储系统早被破坏殆尽,无法提供充足粮饷,因而主要粮饷开支都得依靠明朝支援。朝鲜行政力低下,没能组织起有效的运粮队伍,无法及时足量将明军粮饷运到前线,再加之朝鲜不用白银,亦无市场,导致明军以白银为主要流通媒介的军事后勤体系无法发挥作用。宋应昌以犒师的方法稍微缓解明将士缺粮少食的困境,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随着封贡和谈议起,李如松鉴于粮饷匮乏,最终接受了封贡和谈。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网罗一批明史专家在两年时间内所编成的清初最早一部明史著作,长期以来颇受重视,近年来学界对其史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价值受到质疑。本文以卷六二《援朝鲜》为具体考察对象,其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采取贬斥、否定、反讽的手法,否定明朝军队的战绩,这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并为王鸿绪《明史稿》所抄录、继承,并最终被清官修殿本《明史》所沿袭,构成了清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因此,只有深入全面考察此书对清官修《明史》等史书的学术影响,方能更进一步认识其学术价值。

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

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前后,大量明人移居日本。这些住在日本的明人,数量庞大,成分复杂,他们为时代所推移,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战争之中。文中以万历朝鲜之役为背景,考察在日明人这一特殊团体在战争前后的活动状况,以窥见当时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人员往来与迥然不同的归属意识。

万历朝鲜之役后期的中朝党争与外交

万历朝鲜之役后期,丁应泰弹劾朝鲜这一事件将朝鲜君臣、东征将官、北京官员卷入政治漩涡中,其背后饱含复杂而微妙的意味。丁应泰的弹劾激起朝鲜君臣的强烈反应,尤其是党争的反弹,致使朝鲜派燕行使赴京辩诬斡旋,而燕行使在京积极准备和行动,最终取得成功。此次外交实因明朝党争而起,最后也靠明朝党争而化解,集中展现了两国相互交织的党争及各自君臣之间的斗争,诠释了明朝和朝鲜宗藩关系的权力性实质。

万历朝鲜之役中朝鲜处理降倭的政策与影响

万历朝鲜之役中,许多日本官兵向明或朝鲜军队投降,最后定居朝鲜,史称"降倭"。在多年处理降倭过程中,朝鲜王朝逐渐形成了一套处理办法。由最初之杀戮、排斥,逐渐转变为接纳、诱降,而用之所长;将降倭安置在合适地点,既利用又防范;对他们既赐予金银财物、荣誉称号,又赐姓名,倍加安抚,给予较高的社会地位,使之忠于朝鲜。这些政策虽使降倭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加深了降倭与朝鲜民众的对立,并带来了降倭的认同问题。

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浙闽官员对日本通贡的态度

明神宗万历年间日本入侵朝鲜后,明朝派遣军队入朝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战况陷入僵持后又试图与日本进行和谈。双方之间的和谈交涉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同时也在明朝内部引发了激烈的政争。针对以"封贡"为中心的和谈条件,尤其是日本通贡一事,众多官员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在这些反对通贡的官员中,有不少是来自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两省,或在这两省任职的官员。这些官员之所以反对日本通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通贡之后东南沿海一带安全形势等方面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故而围绕和谈问题的政争不仅是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之争,同时也掺杂着地方利益的因素。

试析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朝鲜白银之解禁

1429年,在朝鲜多年陈请下,明廷免除朝鲜的金银岁贡,为了避嫌,朝鲜从此在国内禁用白银,而以楮布为主要流通货币。1592年,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明廷迅速赐给朝鲜两万两白银,宣祖当即赐给身边人员,人人有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白银是朝鲜国王给朝臣的赏赐,并非军饷,亦非货币。在跟明、日交往时,常需用白银,战争期间更是必不可少。明大军开赴朝鲜,带来大量白银,对朝鲜产生巨大影响。为了确保朝鲜白银的来源,宋应昌等极力鼓动朝鲜开采银矿,发现了端川等多处银矿,1594年以后,每年都能开采一些白银,宣祖终于解除白银禁令,朝鲜各地渐渐接受白银为货币。尽管历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朝鲜最终融入了东亚白银世界之中。

宋应昌朝鲜讲学活动考--阳明心学在域外的一次“外王”实践

万历朝鲜之役爆发之后,信奉阳明心学的宋应昌被明廷任命为经略,作为明军的最高指挥官前赴朝鲜。在朝鲜期间,除指挥明军作战外,宋应昌还曾与朝鲜官员李廷龟等人讲学长达数月,并通过公文与当时的朝鲜国王宣祖论学。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除了学术目的外,还有着很强的政治意图。通过向宣祖讲论“明德”“亲民”,宋应昌试图劝阻朝鲜方面处死投降日本的本国民众的做法,并促使朝鲜方面妥善安置这些降民。而将朝鲜世子光海君的讲官李廷龟等人召至幕下讲学的目的,则是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心学思想教育光海君,以期其将来能够带领朝鲜实现中兴。不过,由于宋应昌与朝鲜君臣在粮草供应、和战方针等问题上的激烈矛盾,加之朝鲜方面尊奉程朱的学术宗尚,使得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的努力归于失败,其学说始终未被朝鲜方面接受。

清官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

清官修《明史》历经90余年,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及张廷玉主持修纂的殿本《明史》,是不同撰修阶段最为重要的明史书。对于万历朝鲜之役人物传记的历史书写,万斯同颇为重视,王鸿绪不够重视,张廷玉则加以否定和抹杀。在张廷玉的《明史》中,《神宗本纪》奠定否定朝鲜之役的基调;东征朝鲜明将领的入传,或因家族,或因播州之役,或因辽东事变,几乎无人是因朝鲜之役入传的;《朝鲜传》对于相关人物与战役,采取否定、贬低的负面评价。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史源影响,《明神宗实录》的编者因为杨镐要为萨尔浒之败负责,实录中也就依从丁应泰的说法,否定杨镐及明军在朝鲜的战绩;另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东征朝鲜的将士后来在辽东成为后金的对手,为了塑造清朝的正统性,必须对他们采取否定态度。这是决定清官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历史书写的两个主要原困。

近百年来中国对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历程,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由不受重视到重视;由受严重政治干扰到追求严谨的学术研究;由只关注参战的明朝将士对到战争的全面认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者不多、学术专著少、研究成果以专题论文为主;重在叙述史实、排比史料。进入新世纪以后,涌现一批研究者,全方位运用中日朝三国史料、采用东亚视野、新文化史的解读方法,全面推进本论题的研究,学术活动日渐融入国际学术的阵营之中。未来对这场战争的研究,还有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涌现出颇具学术底蕴、全面系统阐述这场战争的中文学术专著。

丰臣秀吉与“万历朝鲜之役”

丰臣秀吉这个名字,中国人不陌生。如今去日本旅游,大阪往往是必经之地,而到了大阪,那座宏伟壮观的天守阁一定是必去的景点。这个高大上的古建筑便是在丰臣秀吉手下建成,时间在16世纪下半叶。现在人们看到的大阪天守阁虽然不是当年的原装原配,但在形制上是一模一样的。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简介

本项目于2017年11月立项,首席专家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尚胜教授,项目组成员包括20余位从事16-18世纪中韩关系史、中日关系史和日韩关系史研究的校内外学者。壬辰战争是因战争发生于明朝与朝鲜干支纪年壬辰年(1592)而得名。这是一场由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进而入侵中国、明朝出兵援救朝鲜的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战争,所以各国有不同称谓:中国明清时期的史书多称为“万历朝鲜之役”,今人多称为“万历援朝战争”;朝鲜王朝(1392-1910)分别称为“壬辰倭乱”和“丁酉倭乱”(在1593年7月以后中日议和停战的背景下,日本于1597年2月再次发动对朝战争,因该年为丁酉年而得名);日本则分别称为“文禄之役”(1592年是日本的“文禄元年”)和“庆长之役”(1597年为日本的“庆长二年”)。综合这场战争的命名差异,项目组改用中、日、韩三国曾普遍采用的干支纪年来标示这场战争的名称。

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

万历年间 ,明廷援朝抗倭将士立下赫赫战功。战后许多将士落籍朝鲜 ,亦有许多将士的子孙东渡定居。明朝将士落籍及援朝将士子孙东渡使朝鲜的姓氏结构发生了变化 ,增加了韩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姓氏 4个 ,本贯 14个。这些华裔在朝鲜朝廷和地方都受到重用 ,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贡献。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经由源自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最终演变为"征韩论",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藩属甚至夷狄。从7世纪到战国时代,日本与朝鲜平等地处于东亚朝贡体系之内,但是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其蔑视和敌视朝鲜的观念及心态进一步膨胀。特别是,在万历朝鲜之役后,随着近3个世纪的"锁国"时代,"丰臣伟业"被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战略家逐步发展为一整套的学说体系,日本统治者的向外扩张心态持续扩大。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国和朝鲜的积弱积贫状态以及东亚朝贡体系的瓦解崩溃,因此"征韩论"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最终认知。

明抗倭援朝水师统帅陈璘与露梁海战

万历朝鲜之役中,明水师统帅陈璘两度被征召,壬辰时期虽未能前往,但已引起朝鲜君臣关注。丁酉再乱之初,陈璘再次被任命为水师统帅,率部前往。明水师部队两万余将士,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大大扭转了朝鲜水师的劣势。朝鲜国王李昖会见之时,陈璘当面提出要掌控中朝水师联合部队的指挥权,朝鲜君臣心有不甘,水军统制使李舜臣虽心有不服,但也只得维持这样的局面。陈璘对此似有所感,经常给朝鲜国王上揭帖,汇报战争情况,以消除朝鲜君臣疑虑。1598年十一月十九日,陈璘指挥中朝水师联合舰队在露梁海峡拦截岛津义弘的水军,李舜臣为先锋,明七十老将邓子龙奋勇争先,二人皆战死,但最终取得了露梁海战大捷。每次海战,陈璘皆为总指挥,故以他为首功,合乎情理,朝鲜史料说他夺李舜臣之功为己功,乃不实之词。陈璘与李舜臣后来都被尊为朝鲜王朝关王庙从祀的对象,成为朝鲜王朝追思明朝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