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与《万国公法》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 ,其翻译和出版是在总理衙门的积极支持下完成的。该书初版时间应为 186 4年而非以往所说的 186 5年。《万国公法》所传达的国际法知识很快被具有时代意识的士大夫们所接受 ,清政府亦在处理一系列外交事件中屡次引用国际法准则。《万国公法》所带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 。

丁韪良《万国公法》翻译蓝本及意图新探

《万国公法》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翻译、清政府资助刊印的第一部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本文根据惠顿英文版原书的多种版本及相关原始资料进行详细考证,认为《万国公法》的翻译蓝本是惠顿《国际法原理》1855年美国波士顿出版的英文第六版,而不是1836年第一版或1846年第三版;他的翻译基本上是忠于原著的,翻译本中涉及到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出自于惠顿原书,并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以自己的口吻,增加了原书中"纯属子虚乌有"的内容,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是在没有核对原书的情况下,根据传统思维及主观猜测而得出的错误结论,应予澄清。本文还论述了丁韪良翻译此书的目的,首先是为自己今后在中国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更有利于他的传教事业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他也希望中国人了解国际法,以便对外交事务有所帮助。

《万国公法》在明治初期的日本

《万国公法》于幕末传到日本以后,不仅成为幕府处理外交的有利工具,还成为明治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书。《万国公法》在明治初年发布的官方文件中、在外交活动的巧妙运用上,以及小学校的教育科目中都留下了痕迹,这一切都侧面地反映了《万国公法》在明治初期的存在实态。

近代日本多版本《万国公法》考察

西方列强以"万国公法"为理论工具打开日本锁国大门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便采取了多种手段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其中,多版本的《万国公法》在近代之初的日本纷纷登场,成为日本近代法体系的有机构成。与此同时,其自身伴随着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所表现出的实质意义在于:为日本社会不同时段的需求提供了理论武器。考察近代日本多版本《万国公法》,可以发现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法理原因。

中国近代海权观嬗变——以《万国公法》传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有识之士通过《万国公法》争取更多的"海洋权利",实现了从夯实"海洋力量"向争取"海洋权利"的转变,标志着中国近代海权观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万国公法》在维护南沙、西沙群岛的主权以及划定渔业管辖范围以保护海疆等维护中国海权的具体实践中发挥着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代,需要按照国际法的规则来调整国家之间在不同海区享有的主权和管辖权,使得各国都能合理、有序地利用海洋,避免国际争端与冲突。

晚清中國西學書籍的流通——略論《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

晚清西學知識的傳播在"知識複製"上呈現出多種形態,是考察晚清書籍史需特別重視的環節。這裏期望結合《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以揭示晚清西學書籍在流通上所展現的特質。通過各種"類書"、"提要"的方式對各種書籍進行選擇,是晚清較爲流行的方式,而書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閲讀,往往與斯時的價值取向有密切關聯,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舉改制的影響。此外,就知識傳播來説,還不可忽略作爲新型媒介的報章發揮的重要影響。對這些因素略加分析,對把握晚清中國西學知識的傳播所呈現的特質,不無裨益。

“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近代之初,以增强文明意识与解决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危机为前提,万国公法在日本得到了传播。然而,以万国公法为武器进行殖民侵略的西方列强的本质被充分体得与认知后,日本便迅速走上了利用万国公法构筑霸权体系的道路。其特征表现为:在还没有摆脱列强的殖民枷锁之际,日本便急于将同样的枷锁套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头上,并不断利用万国公法营造殖民话语。从文明意识到霸权体系再到殖民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日本人最大限度地"活用"了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从三代之礼到万国公法:试析郭嵩焘接受国际法的心路历程

本文试图沟通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传统学术著作和他出使前后的日记、奏稿及书信,以探讨其对外交涉的依据。郭氏诠释儒家经典时指出,"三代宾客之礼"包含对外交涉的真理。出使前后通过阅读《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译著,并与"万国公法讨论会"交往,他才意识到近代外交应以"万国公法"为依据。然而,郭氏接受"公法",并不意味着放弃"三代之礼",恰恰相反,他是将"公法"当成"三代之礼"精神在当代的体现而加以推崇。

日本幕末期的“万国公法”受容

自西方列强迫近东亚的那一刻起,东亚国家对"万国公法"的关注与吸收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在对"万国公法"的引进上,中国与朝鲜走在了日本前面。但是,在灵活运用"万国公法"以追求外交利益最大化上,日本却收到了比之更具实在意义的效果。尤其是在幕末期(1853—1867年),日本对"万国公法"的认知、理解、翻刻以及传播,都具有深远意义。

《万国公法》中“和制汉语”词汇的词源分析

本篇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64年翻译的《万国公法》(中文书写)一书为中心,对该书中出现的法律词汇进行整理,并综合马西尼、何勤华和《近现代新词词源词典》、《汉语大词典》、《広辞苑》和《大漢和辞典》的研究,对丁韪良在该书中创造的法律词汇进行分析整理,并得出了几点结论。

中西对译间古典词的近代转义——以丁韪良译《万国公法》为例

古典词的近代转义主要是通过中西对译实现的。具体情形约有三种:一、境迁义转。即词汇本身的意涵未变,但语境变迁使其所指相对改变,如"万国"。二、借形赋义。即借用古典词形,注入新义,创为新语,如"公法"、"民主"。其三、衍义贯通。即词汇本身蕴含着贯通古今中西的相类、相同的义项或语义因子,通过对译通约,衍为新名,如"天法"、"性理"、"国法"、"大法"、"主权"、"权利"。各种情形都表明了汉字系统拥有巨大的文化扩容量和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

坂本龙马与《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之于日本,具有将近代法意识引入日本本土的思想史意义。在解读与消化《万国公法》的过程中,德川幕府的积极态势为《万国公法》向广大民众流播营造了时代氛围。土佐藩的脱藩志士坂本龙马对《万国公法》的理解与实际应用,为幕末乃至于现今日本外交事务处理提供了范本。

《万国公法》与近代西方国家理论及其术语的输入

《万国公法》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著作。该书引入西方国际法理论的同时,也介绍了近代西方国家理论,如国家的定义、三权分立等。此外,"sovereignty"、"state"、"citizen"等一批近代西方政治学术语的译介及流变,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万国公法》翻译底本问题新探

美国法学家亨利·惠顿所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自1836年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该书以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出版。1864年,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中文版《万国公法》得以问世,翻译者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围绕《万国公法》的翻译底本,学界聚讼不已,文章以历史史料为基础,认为其翻译底本应为1855年波士顿版或者1857年重印本。

洋务运动时期和平外交对选译《万国公法》的影响

《万国公法》是晚清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著,其目的在于促进半殖民主义和平外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该译介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政治等多元异质因素,着眼赞助人及其译者的意识形态,展现其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博弈。

《万国公法》丁译本研究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在我国法律界广为人知,围绕该译本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仍然有待补充完善。因此,可立足于该译本的翻译始末、译者的政治意图和译者的善意,并运用译述、改译省略相结合、增译等三种典型而可行的翻译方法,通过翻译过程与翻译文本所呈现的社会历史意义等进行相应的阐述和论证,以此为相似翻译提供参照并丰富我国法律词汇的研究。

《万国公法》中的法律译词研究

文章从《万国公法》法律术语的输入、法律术语翻译的选择与调试、法律术语翻译的文化心理及本土回应,即输入、传播、接受三个层面剖析《万国公法》翻译的动机、策略和中国传统法学思想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本,对中西法律术语和概念进行梳理,以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从而为《万国公法》的法学、翻译、语言文化的跨领域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丁韪良与《万国公法》——兼论国际法学东渐之肇始

《万国公法》是丁韪良在华期间翻译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其中文版的问世是近代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也是国际法学东渐之肇始。身为一介外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并积极谋求出版此书,是与当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深层背景紧密相连的,有其特殊的深层用意。但此书的翻译出版在客观上使晚清人士从正面第一次对西方国际法有较全面的了解,而它所传达的西方文化观念和国际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变革中的近代中国社会。

《万国公法》在晚清时期的传入与翻译

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世界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传统华夷秩序观的崩溃的大背景下,清政府为了能与西方进行国家间的交往,非情愿地接受并使用国际法来作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万国公法》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的出版无疑是清政府在近代外史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