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禁毒”虚名下的利益考量:日本与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会上达成了各国商议解决鸦片问题的共识。在参会国当中,日本的参会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为向国际社会展现日本的禁烟决心与成果,日本在准备参会阶段详细撰写所谓科学的调查报告,展示其在本土和殖民地实施的禁烟措施及成效,通过打造科学禁毒的名号,减轻参会国对其禁毒态度的怀疑,为其在殖民地的鸦片政策合法化与正当化奠定基础。实际上,日本并未全面收集殖民地调查数据,会上为维护其在殖民地的鸦片利润消极应对立即禁绝鸦片的倡议,甚至回避参与具体国际禁毒合作事务。由于大会最终达成的是不具有强制性的决议案,日本政府得以延续推行其既有的科学虚名掩盖下的毒品政策,阻碍国际禁毒合作进程,为其进一步利用毒品助力殖民扩张埋下了伏笔。

一九○九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研究

万国禁烟会是在鸦片日益泛滥,各国开始认识到它对人类危害的前提下召开的。会议由美国发起,由中国主办,共有13个国家参加。在1909年2月1日至26日间,经过14次会议,2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报毒品状况,通过了禁止鸦片、吗啡的9项协议。会议的最大成果是各相关国家在鸦片、吗啡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确定了联合反毒禁毒的原则。会议公开举起反毒禁毒的旗帜,揭开了国际联合禁毒的序幕,为以后的海牙会议制定国际禁毒公约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次会议也促进了中国国内的禁毒运动。

万国改良会与国际禁毒合作的缘起——以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召开为中心

20世纪初期,万国改良会"把推动世界范围的反鸦片战争置于其日程的首位",通过积极地组织、动员和宣传,努力把鸦片驱逐出传教之地。它在民众、传教士、商会和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扮演了"传导器"的角色,逐步把这些力量聚合一处,成功推动美国政府提议、中国政府主办的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召开,揭开了通过国际合作解决鸦片问题的先河。万国改良会的游说之词,不仅把鸦片视为一个道德问题,而且视其为政府、商会和民众更为关心的商业和经济问题,同时巧妙地利用美国、英国、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战略博弈,推动美、英两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禁毒合作,争做"受欢迎的国家",进而实现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新秩序中利益的最大化。

开国际禁毒先河的万国禁烟会

1909年2月,在上海举行了国际禁毒史上首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议。此次会议由美国倡导,中国为东道主,中、美、英、法、德、日、荷、葡、俄、波斯（今伊朗）、暹罗（今泰国）等13个国家的代表就禁止鸦片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上海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边性的国际反毒禁毒会议,并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这次禁烟会议第一次确认鸦片等毒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第一次唤起了各国政府对毒品的关注。

中国禁毒先驱唐国安

1909年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会,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性的禁烟会议,它首次确认了鸦片等毒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会议决议的内容多被以后的海牙禁烟公约所采纳,成为国际社会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唐国安,这位留学生才俊,是清廷选中参加上海万国禁烟会的中国代表之一。在会前,他积极筹备会议事务,在选择会址、核查各地禁烟实况等问题上费尽心思;会上,他以中国各地已取得的禁烟成绩为依据,与其他国家与会代表展开辩论,发表精彩演讲,获得大会好评;会后,他仍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禁烟事业中,将禁烟思想发扬光大,进一步推进中国禁烟运动的发展与壮大,是流芳千古的中国禁毒先驱。

中国禁毒历史的回顾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国际贩毒集团倾销毒品的主要对象。毒品的泛滥曾给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因此,回顾中国的禁毒历史,对当前打击国际贩毒活动,以及制止毒品的扩散,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鸦片的输入鸦片是罌粟植物浆汁的制品。早年。印度东南两境称罌粟为“波毕”,希腊名罌粟汁为“阿扁”,阿拉伯人称之为“芙蓉”,波斯人又称其为“阿芙蓉”,“阿片”。中国唐宋两朝称罌粟花为米囊花、御米花、米壳花。罌栗果的壳名罂粟壳,又名御米壳、

互动和张力:20世纪初期中国与国际精制毒品管制体系的构建

20世纪初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禁毒体系构建时期的三个重要事件:上海万国禁烟会、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和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虽然三次会议重点讨论鸦片的过量产销用问题,但对吗啡等精制毒品的泛滥也有所关注。中国代表屡次提议讨论吗啡等精制毒品问题,希望借助国际合作遏制它们在中国的扩散,转移他国代表对中国鸦片问题的批评,并借禁毒问题谴责治外法权等列强在华特权。中国和20世纪初期国际禁毒体系的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国的倡议促进了国际社会对精制毒品的管制;另一方面,国际禁毒体系的演进也影响了中国禁毒政策的制定。此外,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持续的张力。国际社会诘责中国鸦片泛滥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对英国等殖民列强主导的国际禁毒体系之不公平多有不满。这种互动和张力既影响了中国禁毒政策的制定,也折射了中国禁毒外交在殖民列强的阻碍下取得的有限突破。

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

美国政府为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并与中国代表一道,促使会议通过声援中国禁烟的决议。这既与当时美国国内兴起的反麻醉品运动和治理菲律宾有着直接关系,又与美国对华鸦片政策及美国扩大对华贸易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背景。美国政府在清末禁烟运动中与中国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禁烟运动,同时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它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与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西鸣东应:国际禁毒运动与清末民初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

清末民初,民间禁毒组织陆续出现,影响日益扩大。除毒品日益泛滥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等国内因素外,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和彼时国际禁毒运动也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期,以上海万国禁烟会、海牙国际鸦片会议和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召开为主要标志的国际禁毒运动,不仅促使清末民初政府采取更多禁毒举措,而且推动了中国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国民禁烟会、万国拒土会和中华国民拒毒会等民间禁毒组织的陆续成立和开展活动。由清末至民初,民间禁毒组织呈现由区域性组织发展到全国性组织、民族主义化和去殖民化等趋势。国际禁毒运动对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复杂曲折和多维的,因为双方之间存在民族国家这一实体。这三方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国际禁毒运动对中国民间禁毒组织的影响。大体而论,国际禁毒运动和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呈现一种西鸣东应、互相促进的态势。

“梦神”与“醒狮”:清季吗啡问题治理述论(1899—1911)

19世纪晚期吗啡传入中国以后,因瘾君子们常以之作抵瘾针剂或戒烟药而渐成毒害猛于鸦片的社会痼疾。以1909年《禁运莫啡鸦章程》施行为标志的进口管制政策,无法有效抑制日益猖獗的吗啡走私,因走私而导致的吗啡泛滥反呈愈演愈烈之势。为清其流,清廷通过强化国内立法以严厉打击制造、贩卖、施打吗啡等犯罪活动;为遏其源,清廷借上海、海牙等国际禁烟会议场合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禁阻非法走私。然而,综合社会舆论及海关数据来看,清季吗啡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从“全球史”的研究视野来看,清季吗啡问题的治理困境,既与各级官府内治不修有关,更与租界拒不配合、日本猖狂走私等列强在华势力的蓄意梗阻关系匪浅。

清代鸦片政策补述——兼与《清代鸦片政策简述》商榷

《历史教学》1990年第12期刊载张建辉同志的《清代鸦片政策简述》一文很有新意。作者以简练的语言,系统地概述了清代的鸦片政策,首次依历史进程将其表述为“合法、非法、内禁外不禁、合法”四个阶段,使人一目了然,对研究清代鸦片及内外政策均有启迪。作者认为以“1859年3月(咸丰九年二月)谕令军机处”为界限,宣布了清朝“内禁外不禁”鸦片政策的彻底破产,鸦片贸易全面合法化。这就比以前各种刊出文章笼统地以中英《北京条约》宣告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说法更加明白、准确。但是作者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说,“直至清朝灭亡为止,再也没有禁烟”,却完全不符合清末的历史事实。这里,仅就光、宣时期清廷的鸦片政策的禁烟活动作一初步考证,请张建辉同志及史学界同仁指证。

史记

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1909年2月1日,第二次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有1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中国政府派两江总督端方为代表莅临。美国勃兰特主教担任会议主席。端方在发言中表明中国政府禁烟的诚意,同时要求各国协助中国政府实行禁烟。会议在2月26日结束,通过了万国禁烟公约9款,其主要内容是逐步禁吸鸦片,拟定防止滥用鸦片方法,敦请各国政府重新制定检查措施,控制吗啡制造、销售和运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