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学说的性别伦理意蕴

王阳明＂万物一体＂思想在继承前儒的＂仁民爱物＂及＂天地万物同体＂学说基础之上用＂仁心＂和＂良知＂来诠释＂万物一体＂,并将＂一体之仁＂推至社会人生的至境。学界对其＂万物一体＂说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讨论较多,本文拟从性别伦理的视角探讨＂万物一体之仁＂,由此推衍出三层意蕴：同体之仁——男女两性平等的性别意蕴;顾惜之情——以仁爱对待女性的性别意蕴;差别对待——肯定性别差异的性别伦理意蕴。同时指出＂万物一体之仁＂与女性主义伦理学中的＂关怀＂具有理论上的相通点和亲和性。借用女性主义这块他山之石,王学或可开展出更丰富的诠释空间。

张横渠的“民胞物与”说与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合论

张横渠的“民胞物与”说与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皆本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仁民爱物”诸说,因而在表述形式和义理内涵上颇为相似。二说的不同之处在于,横渠从宇宙生成演化的终极本体(太虚、天)上寻找平人与他者及万物的界限而达至“一体”的依据,并未径直诉诸“理”这一次一级范畴的统一性;阳明则在心与物原无内外之别、心即理的基础上,阐发此心与万物在一气贯通和意义互构两个方面上的原本一体。缘此,尽管两人皆有躬行孝悌、无我无欲等共同的工夫主张,但横渠并不以格物穷理为其工夫论之首出者;阳明则首重致良知,格物致知便是致此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而使之皆得其理,这种直从良知流出的横向工夫理路也与横渠之说有所不同。

河洛王学的“万物一体之仁”说通论

河洛王学是自明嘉靖而始延宕至明末的、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形成的一个阳明学流派,以尤时熙及其弟子孟化鲤、再传弟子王以悟和张信民等人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特重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以求得此一体之仁为根本学的,以见之于日用伦常的知分、安分、尽分为核心工夫。天人一理,万物一体,良知、仁德万物皆备,皆统摄于此原本的一体流行之中。缘是,致良知就是求此"万物一体之仁",在工夫上便是任运人人本具的良知、仁德的自然呈露,安于见在之分,随所遇而尽其分,是为"第一义"的顺适工夫理路。同时,用工夫以复本体的工夫理路也未被忽视,他们多从常人如何用功的层面上主张无我以复真我、去嗜欲之遮蔽以复本体之精明的工夫,表现出了丰富、整全、切实的工夫面相。

论“万物一体”观念的发展与演变

通过对“万物一体”观念的历史考察,可以使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之发展演变获得一种前后贯通的把握。先秦时期对于“天人之际”问题的探讨是万物一体观念的源头。在儒家学者所探讨的“礼”与“仁”观念中,天人之际问题获得了深度阐发,体现为“一体”的观念与思维;道家学者认同天人不相胜的观点,与儒家学者有差异,这一差异也在万物一体问题的思考上体现出来;对于佛教来说,其中国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一体”观念展开本体论论述的过程,禅宗就是实际的例子;而围绕万物一体问题进行的深度文化融合,则成就了宋明理学中“万物一体之仁”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中,实际上蕴含有佛教文化所宣扬的“无我”说。

伯格森的“绵延”与程明道的“仁”

探求现象背后的本体,是人类共通的思想进程,人们的理智总是在探寻某种固定性。知性以一系列并列放置的空间化状态取代生命时间化的流动与绵延,并有意识地过滤掉其中真实的生命血肉。宋明理学家运用理气、性情、形上形下的概念分解,忽略生命内时间的绵延流动,同样值得反思。伯格森强调,绵延即实体,乃持续不断地绵延、流逝与变化本身,但是,知性却要将其分解成非持续性的,静止的状态只是简单择取的瞬间。北宋五子中,程明道喜圆顿,常能体悟到流贯、绵延于道体中的生命之流,依明道体悟,仁体生意弥满,浑然一贯,随处可见,此之为"万物一体之仁"思想。明道体悟高妙绝伦,体用无决然区分,体不空悬,必带气化以显,又决非仅落入形质之气而遗失上通其极的超验之神,唯置身于绵延的生命之流中,体会天地造化与生命全体。

论河洛王门学者孟化鲤的一体、安分之学

孟化鲤之学承袭了其师尤时熙之说而更趋平实、细密。孟氏认为孔门的学问惟在求仁,求得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为学的根本目的。其万物一体之仁说融贯了宇宙论和心性论两种诠释理路于一体: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是天地之心,人与天地万物原本一气贯通;故天地之心即人之心,天地生生之仁即人之心性之仁。由此,在工夫论上,学者须突破一身、一家之小我的局限——是为无我,去除私欲私智对此仁的遮蔽——是为无欲。由是,孟氏又屡屡阐扬安分之学,主张在见在、当下的职分、分位上用功,随各人之分量气力而尽其分,立己立人,成己成物,知行合一,以达至万物原本一体的仁的境界。

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之诠释

众所周知,王阳明的思想可以面向社会回应许多社会问题,“拔本塞源”论就是其运用思想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之一例。可以从“拔本塞源”之内涵、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明清学者对“拔本塞源”论的评论三方面,阐述王阳明思想及其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指出其局限性与不足。关注“拔本塞源”论,既要关注王阳明本人对仁者天地万物一体思想的心得,也要关注明清学者对其重要性的点评。后者对深入理解《传习录》,建构其思想史,尤其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阳明学派的共同体学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时代、新形势所提出的新型价值观、政治观、自然观。这一学说既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也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智慧。阳明学派以“良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为人类为何要构建共同体寻求答案。此外,阳明学派也期望经由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路径实现共同体之理想。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是对阳明学派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超越与拓展。对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分析,有助于科学阐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发现“吾心之良知”——对王阳明《大学问》的一种解读

王阳明晚年口授的《大学问》,高度浓缩了他生平讲学义理,堪称“阳明之心印”。在此文当中,王阳明依次回答弟子关于《大学》文本的提问,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心学”之思想精髓。所谓“大人”,就是发现了自己并非这个有形有相的血肉之躯(“形骸”),而是那个无形无相的纯净意识(“万物一体之仁”),进而认同于“万物一体之仁”的人,那是“我”的真实身份(“真己”)。“大人之学”旨在探索自己的真实本性,发现“吾心之良知”。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保持觉知、安住当下,进而超凡入圣,达到“至善”之境。

从“创造性诠释”到“还原性解读”——关于宋明理学张载《西铭》诠释模式的反思

关于《西铭》的代表性诠释有两种:一种是程朱理学以“理一分殊”说来诠释《西铭》之旨;一种是明代以来以“万物一体”说来诠释《西铭》之旨。尽管以“理一分殊”和“万物一体”这两种观点诠释《西铭》之旨都有其意义,但也都有其弊端:他们对《西铭》主旨的揭示与张载的原意有所游离。从张载《西铭》本身思想形成进路来考察,以张解张,进行还原性解读,才能更加靠近张载的本意,在此基础上进行诠释,更能体现《西铭》思想中“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义理指向和“民胞物与”的理想境界与价值关怀。

爱的原则如何扩展到动物?--儒家视域下的人与动物关系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爱的原则通过两种路径扩展到动物身上:一是治国安邦的需要,在这一路径中人类对动物的关怀与其自身的繁衍生息密切相连;二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必要,在这一路径中动物被化约为投射人类道德原则的工具。宋儒通过以“仁”释“生生”、“民胞物与”的提出、“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对杀生不仁的驳斥,不仅发展了人与动物关系的内在心性依据,而且把人与动物的关系纳入由道德进路而至的宇宙观中。王阳明对宋儒的理论路径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他通过大力倡导“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将宋儒所强调的人对动物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性宇宙观发挥到极致,提出了针对具体实践行为的“爱得是与不是”和针对道德价值相冲突时的“道理合该如此”两条实践原则;但动物的独特价值也随之被完全消泯在道德境界之中,动物本身并不能脱离人的价值世界而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只有被纳入人的伦理道德之中才具有意义。在儒家所建构的道德世界中,关爱、保护动物成为现实世界的每个个体应具有的道德义务,这一立场为应对生态挑战、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阳明心学是先秦儒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众所周知,王阳明自己十分自信的学问就是致良知之学,虽千经万典莫逃焉。但是在笔者看来,鉴于明朝中后期的特殊环境,王阳明还有没说透的话,那就是他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切理论环节,全部走的都是一条从心性到政治的路。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有对社会现实、皇帝以及官僚集团的批判。这种路数与孔、曾、思、孟完全是一致的,与儒家经典《尚书·尧典》、郭店简《唐虞之道》所展现出来的政治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阳明心学是对中华文化真正的追随,是中华文化合符逻辑的发展。

论岛田虔次近世问题域中的阳明学研究

受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启发,岛田虔次开始从思想史的角度把握中国近世的连续性,并试图从中寻找中国近代思维的萌芽。然而,中国近代思维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而遭受到了挫折,于是他以万物一体之仁的探讨为中心,重新考察了中国近世进程的问题。岛田先生万物一体之仁研究的特色在于,既系统梳理了一体之仁从程颢一直到谭嗣同的完整发展脉络,又明确揭示了一体之仁在反抗朱子学名教体制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中国近世进程的历史作用。岛田先生该研究从思想根源方面揭示了程颢与陆九渊、王阳明、谭嗣同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自觉运用了动态的历史研究与中西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我们研究宋明理学及阳明学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王艮“乐学”思想探论

王艮继承并发展了阳明的乐学思想,并将之作为其立言宗旨。一方面他上承阳明"乐是心之本体"以及"常快活便是功夫"的说法,倡导良知本体的自然、活泼、快乐,以及工夫过程之自然、简易之乐。另一方面,他把关注点置于百姓日用之上,通过对安身立本之工夫论的解说,将道德践履与安身相统一,从而使得"乐"之指向不仅包括精神方面的自得、洒落,也包括与此相关的生命存在。由于王艮的"乐学"是在"万物一体之仁"观念下的展开,故而其所言之"乐"最后呈现出一种"独乐"与"众乐"的结合状态,即个人得其"自乐"的过程正是众人得其"众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