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万能主义与法律虚无主义

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一是法律万能主义,二是法律虚无主义,二者都有其存在的思想基础,这两种认识对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是不利的。我们在法制建设中要注意和避免这两种偏向,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将现代、现实和传统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立法中的法律万能主义

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立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学校教育扩展到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领域,数量不断上升。教育立法不断扩展的背后蕴含着一切教育活动都要有法可依、教育方方面面都要法治化的观念,呈现出过分强调法律作用的法律万能主义倾向。这种法律万能主义视立法为工具,倾向于扩张法律的功能,模糊法律与道德、政策的界限,使法律承担过多的道德和政策任务;扩张教育管理者的权力,增加管理对象的义务;扩展国家的职能范围,缩小家庭和社会的选择空间。有必要对这些倾向进行反思。教育立法应当把握法治的宗旨,注意国家权力的界限、法律的局限,把法律运用于有限的、适当的地方。

行政罚款万能主义思考

行政罚款万能主义,以“罚款威慑无限”与“罚款用途无限”为认识基础,以行政罚款功能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为内容,以发挥行政罚款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为主张。作为形成行政罚款万能主义的认识基础,“罚款威慑无限”与“罚款用途无限”与我国实证制度和法学理论不符,存在破坏体系统一、违背现代法治观念等缺点,进而,导致罚款万能主义存在的非正当。如今,行政罚款万能主义已在我国民间舆论、公权力运作、学术研究等领域显现,为避免其继续产生消极影响,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对其保持警惕。

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弊端剖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2021年3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仍旧延续了近年来积极主义刑法观的立法风格,这固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刑法的规制与引导职能,展现立法者对公众关切的积极回应,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可以预见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如因入罪门槛过低导致司法资源过量消耗,给轻罪者带来刑后歧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营商环境;“刑法万能主义”作为一种“偷懒式”思想,模糊了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区分边界;立法过度精细化容易导致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过窄,部分限制了裁判者的司法能动性,且可能为潜在犯罪者提供规避刑罚的“负面清单”。这些规范和实践层面暴露出的弊端应当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必要的警惕与反思。

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由于这一过程遭逢中华帝国衰落和西方列强侵扰的特殊遇境，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扭的二元基本架构的非理性的科学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也产生了某种误导。确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科教兴国”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

达马斯卡权力模式下的“醉驾入刑”现象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为切入点

醉驾入刑吻合科层型权力模式的特征:处理主体由公安机关改为人民法院体现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认定标准"酒驾"、"醉驾"之间的差别与性质体现出了决策的技术性标准;解决问题的层次上升体现出了官方程序的排他性。醉驾入刑现象的外在表现反映了能动型法律的特性,但其内在精神更吻合回应型司法的基本特征;其贯彻实施符合政策实施型司法的本质属性。我国现阶段必须进一步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警惕立法万能主义和刑法万能主义思想,发挥司法的积极能动效应。

儒家无讼法律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无讼"一词出自《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意思是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不争讼。孔子的这一观点成为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几乎历朝历代都将其奉为圭臬而遵守之,没有太大的变动。

“无讼”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与当代启示

作为中国法律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讼"思想的形成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无讼"思想在建立和谐社会关系、建设社会道德教化、节约司法资源方面对中国古代法制有着积极的影响,其亦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体系不健全、司法不公、个人权利意识淡薄等消极影响。"无讼"思想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引价值在于,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防止"法律万能主义"、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和谐社会视野下对传统刑法观念历史局限的考量

在新的历史阶段,和谐社会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刑法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刑法是基于对人性本质、刑罚功能和人对刑罚的心理感受的认识而产生的刑罚功能的夸大及刑法暴力性的崇尚,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仍然根深蒂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障碍。法律职业者应转变旧的刑法观念,摈弃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有限观点;反对重刑主义,主张刑法的谦抑性。

困境与出路:从农民依法维权现状透视农村法治建设

对农民依法维权现状的调查显示,农民法治意识薄弱、农民畏法厌讼观念的改观有限、农民对法律认识的错位、农民维权成本过高、农村法律体系不完善以及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的缺失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从现实角度来讲,经济的发展对推进法治的进步有重要意义、受教育水平和年龄因素对法律意识的影响明显以及普法宣传和法律援助对农村法治建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就历史角度而言,'三农问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儒家传统文化在农村地区的深远影响、农民对法律认识的变化以及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法治的推进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农村法治的建设,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其提升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全面推进。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研究综述——兼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刑事性

刑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阐释,无疑是深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必经之路。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刑法文化的研究大体围绕着基本特征、文义探究以及中西比较等几个方面和角度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