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万舞是万字符之舞——万字符传播史(中)

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第二部分"玉器之道"系列论文之二。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论证华夏万舞即万字符之舞,起源于上古龙山时代,中古夏商周承袭,证见商代甲骨文"卍舞"。华夏万舞(卍舞)共有三大舞姿,分别模仿伏羲族天帝造型、玉器族天帝造型、万字符造型。

“萬舞”的地缘归宿与物种表象

"萬舞"是中国舞蹈原始发生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通过研究,本文揭示出"萬舞"的地缘归宿是古代羌人生活的甘、青、川交汇地区,揭示出"萬舞"的物种表象是作为"毒虫"的蛙——也即蟾。文章认为,"萬舞"那"有力如虎"的动态,产生于古代羌人"西戎牧羊人"的生产活动;"萬舞"之所以具有"习戒备""炫武功"的功能,也与这一生产活动养成的"尚武"民风有关。

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萬舞的关系

二里头宫城内2002VM3随葬绿松石龙,很可能是宗庙祭祀时抱于怀中的绿松石龙牌,它是"禹"的化身仪仗。宗庙祭祀时,由2002VM3墓主之类的伶官手持龙牌、系铜铃、戴羽冠跳舞时,它则是萬舞的道具。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至四期,绿松石铜牌饰取代绿松石龙牌继续作为"禹"的化身仪仗和萬舞的核心道具。古文"夏"字表现的是跳萬舞的人,因此手执绿松石龙牌或铜牌仪仗祭祀"禹"、同时戴羽冠舞动龙牌或铜牌跳萬舞的"中国之人"被称为"夏人"。

“万舞”源流考

“万舞”是先秦时期一种大型舞蹈。从文字学、人类学、民俗学多角度入手探求“万舞”一词的原始含义 ,可知“万舞”是先民模拟蝎子交配而产生的原始性爱生殖舞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万舞”逐渐由单纯的性爱生殖舞演变成了兼具恋爱、军事。

说“万舞”

《楚辞·天问》有“干协时舞”之语,学者多未得确解。或以“舜格有苗”解之,①非是。《天问》此处,原无错简。自“该(亥)秉季德”至“后嗣而逢长”计六节、二十四句,都是说殷的先世王亥、王恒兄弟故事的。②我们在此,哲不细悦。且引证古笈,专释“干”的意义。 原来,干,即所谓“万舞”。《大戴记·夏小正》:“万也者,干戚舞也。”《礼记·文王世子》:“春夏学干戈。”郑注:“干戈,万舞,象武也。”可见,干舞(万舞)是从战阵发展而成的。它的历史十分古老。《墨子·非乐上》引逸《书·武观》篇云:“启乃淫溢康乐,……万舞翼翼。”

巫楚文化双璧——康乐和万舞

先秦楚文化巫觋气氛特浓。《吕氏春秋·侈乐》云: "楚之哀也,作为巫音。"故楚文化可径名之日"巫楚文化"。巫楚文化中,音乐、歌舞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汉代王逸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宋代朱熹进一步指出: "荆蛮陋俗……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

“万舞”与殷商祈雨仪式

“万舞”是殷商时期流行的一种乐舞形式。甲骨卜辞中记载的“万舞”主要用于祈雨祭祀活动。参加者手执干戚．列队起舞，达到与神交流和请神、娱神的效果，祈求祖先降雨祛灾。这一求雨活动的隆重反映了商代人们对农事活动的重视。

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万舞的关系

二里头宫城内2002VM3随葬绿松石龙，很可能是宗庙祭祀时抱于怀中的绿松石龙牌，它是“禹”的化身仪仗。

探索风诗中的乐舞诗演绎——以《简兮·万舞》《宛丘·祈舞》为例

本文结合作者原创舞台作品——《简兮·万舞》《宛丘·祈舞》对先秦春秋时期诗、乐、舞的结合与流变进行梳理和总结,并以创作实践对《诗经·国风》中的诗、乐、舞演绎进行创新探索。

“万舞”雏议

“万舞”雏议季明娥在华夏舞蹈发展史上，＂万舞＂作为一种古老的乐舞形式，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从目前尚存世的甲骨文以及《诗》、《书》、《春秋》和先秦诸子典籍中，人们不难发现。万舞＂源远流长的历史足迹和其绚丽多彩的艺术魅力。人们对先秦时＂万舞＂的认定...

任云《狂花十万舞青藤》《圣域》

任云,1966年生于四川渠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任云画集》、《流行书风提名书家精品集·任云》。任云笔下的藏族人物与藏地风物,为其中国画创作引入了新的题材内容。他尝试着各种新的表现形式与手法,来妥帖地表达这些新内容。读任云的近作,会令人欣然随同于他的画境和笔墨,思考中国画的创新之途,应该提倡开展更多样的技法实验,探索更多的形式构成元素,开辟拓展更为广阔的表现题材。

万舞的民俗研究——兼释《诗经》《楚辞》有关疑义

万舞是我国上古史上最重要的乐舞。它或它的分支普及于我国原始时代狄人、夏人、夷人、苗人四大部落集群的民俗并贯串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之中。揭示万舞的文化内涵及其展延,有助于了解中华各族远古文化的交流和联系,有助于解释古代神话传说民俗以及古典文学作品(例如《诗经》、《楚辞》)里的某些疑难问题。文献里,万舞传布相当广泛。有人却说:“万舞所布之地在商在楚,他无所闻。”企图用以作为割裂他所谓夷。

商周万舞考

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万舞是一种以干戚为舞具的武舞,具有威严雄强的舞蹈风貌,因其带有"兵象"而主要用于止雨、祭祀男性祖先和禳除灾祸。作为舞蹈的"万",其甲骨文字形是"万"而不是"萬",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刑天舞干戚的神话。商周政权交替之际,万舞被用于武王克商的祭祖大典当中。西周以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改造:一是其持干戚以舞的基本形态被改编进周的专属国乐《大武》,虽在有周一代备受重视,却从此失去了"万舞"之名;二是周公制礼作乐的过程中,随着商乐《大濩》性质功能的被改变,羽籥之舞成了万舞的另一面。万舞的祭祖功能被西周雅乐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发展了,其止雨、祛灾祓除的凌厉巫舞部分则与傩舞逐渐合流。

万舞及其原意考论

万舞是上古月令政治的仪式乐舞,具有悠久历史。作为季节性的乐舞,承载"乐教"的职能,起源于原始社会,成熟于殷商,发展于周、春秋时代。万舞之"舞"从"虫","虫"是动物总名。"虫"在上古先民的历法制定与标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万舞"之名揭示了这种乐舞与历法创制的密切关联性。

聚焦历史原典的商“■”与周“萬舞”考

本文以历史原典为本,探究殷商之“■”与周之“萬(万)”“萬(万)舞”在政治文化实质上的区别及微妙的联系。明确指出:前者是殷商神职制度的产物,后者是西周礼乐制度的产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东夷旧族及故土之民在文化误读和文字演变(尤其是正简“万”的出现)的双重推动下,征用了商之“■”的概念,形成了周之“萬(万)”和“萬(万)舞”的概念,在非官方的文献著述中用于描述和指称周朝礼乐制度倡导下的正统礼乐和流行的干戚籥翟之舞。这一历史尽管勾连起了商、周主流舞蹈文化间的微妙联系,却改变不了商之“■”与周之“萬(万)”“萬(万)舞”作为不同制度下的产物,在文化本质上的差异以及概念内涵和外延上的迥异。

先秦乐舞的美学探视——以《万舞》与《象舞》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对先秦乐舞《万舞》与《象舞》的产生及其社会文化内涵、艺术形式和审美意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分析。从先秦文化史发展的层面剖析了作为社会文化艺术现象的"万舞"与"象舞"的各自特有的时代特色、特质,进而揭示不同历史文化生活的艺术思索和积淀。由"万"而"象"的乐舞踪迹,反映着中国乐舞审美追求从外在客体向内在主体、从彼岸盲目性向此岸自觉性、从蒙昧向理性、从"巫"向"礼"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跃。

万舞源于生殖崇拜考

万舞分为文舞和武舞两种,在表演时具有很强的诱惑性,能够激发人的原始欲望,所以具有淫舞的性质。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对万舞的记载,而"万"字是"卍"的借用。"卍"符号取象于鸟展开翅膀飞翔的形态,产生于卵生神话,和生殖崇拜密切相关。

“万人”与“万舞”

《诗经·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接着描写了中午时分,在公庭,由身材高大的漂亮舞师,表演《万舞》的情景:他一会儿矫捷雄健,有力如虎。似手执排排缰绳,驭马奔驰(大概是虚拟舞蹈动作);一会儿仪态典雅,左手执龠(竹制编管乐器),右手秉翟(羽毛装饰的舞具),跳起了'文舞'。他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表演得那么动人,那么美。王公颇为赞赏,特赐给他美酒。这是由舞师在国君公庭表演的《万舞》。兼具礼仪性与欣赏娱乐性。这里反映的是西周至春秋时代的事。距今已有三千年左右。

千歌万舞中的精品——《霓裳羽衣》

唐代诗人张说《华清官》云：“天阙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诗中的“霓裳”即为霓裳羽衣舞。 以云霓为裳，以羽毛作衣。霓裳羽衣，多么美的名字! 舞蹈作为一种传统艺术，经过汉朝百戏在舞蹈技巧上的飞跃，以及在南北朝中外乐舞交汇的推动下，在大唐盛世时达到了一个更趋成熟的新境界。

蛙形舞姿:从内蒙古阴山到广西左江的文化跋涉——兼谈藏彝走廊的舞蹈文化播布

蛙形舞姿,是一种“像人戴冠伸臂、曲胫而舞之形”的舞姿。这一舞姿篆文作“■”,隶变为“无”。从内蒙古阴山(狼山地区)岩画来看,这一舞姿与游牧劳动相关联,应该是“赶牧”方式促成的身体运动“动力定型”。而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岩画中大量的“蛙型舞姿”,被认为与从事稻作劳动的骆越先民相关联。从古代氐羌族群的文化跋涉,马家窑彩陶纹饰、“三江流域”盛行的藏族“卓舞”,以及云南文山富宁的彝族“铜鼓舞”及其相应的文化关联推测,广西左江岩画的“蛙型舞姿”亦应是游牧劳动及其稍后的农牧生产方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