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章嘉入藏主持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真相

三世章嘉入藏主持认定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是清代西藏政教关系方面的重大事项,《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对此有简略的记载。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认同该书的观点。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发现,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过程远比《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的记载复杂与曲折。

三世章嘉对缓和青海政教关系的贡献

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青海陷入严重的危机。平叛后,清政府虽然加强了对青海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但当地的政教关系依然紧张。三世章嘉利用自己"国师"的特殊身份,不遗余力地从中进行调解,缓和了这种紧张的关系,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世章嘉“道歌”《教诫甘露》研究

《教诫甘露》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作者宗教修行的心得,更主要的是章嘉国师对时局的观察、分析与思考,是他政治立场和抱负的表达。三世章嘉一直号召众生以圣贤的教示和虔诚的信仰去实现各种善行,并希望以自己的影响力来对一些不良人士的行为产生威慑。因此,其作品渗透着佛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弥漫着宗教的气息,处处蕴含着佛教的理念和思想。同时,道歌中也彰显出高僧人物的社会身份和政治主张。

关帝“护法神”形象在藏传佛教中的建构与显化——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论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的文化贡献

作为清朝最杰出的藏传佛教高僧,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佛教文化建设和传播方面也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撰写大量的佛学著作,主持翻译佛教典籍,创制满文经咒新字,指导佛教造像,主持修建寺院等等。

满文《大藏经》编修人员考订

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清廷以满文翻译《大藏经》,特开清字经馆。最初由三世章嘉担任阅经总裁,章嘉圆寂后,继有阿旺赤列嘉措、阿旺勒提穆等负责。翻译人员除蒙藏格鲁派喇嘛外,还有数位京城汉僧和众多八旗职官参与其中,在满文《大藏经》的编纂工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查翻大量满文档案发现,实际参与编修人数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府刊印满文《大藏经》首函中的名衔记载不符。

記四體合璧《七佛塔碑》

在存世衆七佛造像中,位于北海公園西天梵境的滿漢藏蒙四體合璧《七佛塔碑》以僅存的建築石刻爲世人所矚目。本文根據立碑所涉相關人物關係,探索立碑背景,梳理《七佛偈》四種文字中相關稱呼對照,説明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對佛典精髓的深刻理解,證實乾隆皇帝、六世班禪、三世章嘉·若必多吉親密關係,間接反映乾隆盛世時期民族大一統、多元文化共進的繁榮局面。

馆藏乾隆宫廷造关公像的背景研究

在首都博物馆方厅4层佛造像展厅出口附近,清代宫廷造像的展柜中,展出了一尊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铭文的关公造像。本文将对关公在汉地的影响,以及其进入藏传佛教体系的原由,和乾隆宫廷造像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